文/汪    琦

我的爷爷奶奶是铜陵二中建校以来第一批进校的教师。1959年，我的爷爷从安徽师范大学（时称安徽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作为当年被分配到全市教育系统的5名大学毕业生之一，走进了铜陵二中。六十年代初，我的奶奶作为支援安徽建设的上海青年，从当时的合肥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落脚铜陵，也来到二中。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二中奉献了自己所有的青春，亲历了这间学校所有的艰苦与辉煌。而我的爸爸和叔叔都曾在二中度过他们的中学时光。应该说，在我们家里，我是最没有资格来为二中写一点什么的。

2005年至2008年的三年间，我在铜陵二中读完了我的初中。说起来，那实在是很普通的三年。在铜陵二中步履深沉的六十年里，不知道有过多少个这样的三年，不知道迎来送往过多少个像我这样平凡的学生。但我想，对于一个人、一所学校来说，每一个三年可能又是不平凡的。我们就是在这儿扣下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世界在这儿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小小一角，接受我们探头探脑的打量、张望。在二中平稳、厚实的肩膀上，不断走过我们这些少年——二中向上生长一寸，我们眺望世界的眼光就远阔一分。我想，这就是学生和母校之间的关系吧。

我在二中读书时，班主任是教数学的陈在为老师，语文苏青老师，英语姚茵老师。当时，由于实行“平行分班”的政策，不允许有“重点班”“实验班”的说法，即使这样，我们这个班好像还是被大家“寄予厚望”。我们的老师们也的确很有一套：陈在为老师管理班级秉持的是宽严相济的策略，轻易不与学生动气，当然也轻易不露笑容。所以我们到底还是有些怕他的。陈老师在教学上时有创新，比如他让我们这些学生回家后，自己出一套数学试卷，第二天带到学校来。过一周后，他从我们自己出的试题里选出一套来复印，就当作我们的月考题。他说：会答题不算一流，会出题才是本事。很可惜我的数学不是很好，但我常常想起他这样考我们的方法，觉得很有新意，也很有效。教英语的姚老师性格很好，她的喜怒都在脸上，她的考试也是最多的。上她的课，那紧张的气氛总让你感觉今天就是中考前的最后一天了。她最不喜欢我们上课时在台下讲废话，被她盯到了，就要拎到台上来，“赏”你一点苦头吃。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也并不是很怕她，现在想起来就更觉得有趣了。我最喜欢上的是语文课。记得苏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让我们每一个人上去做一个自我介绍，他先来示范：“我叫苏青，距离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一步之遥的苏青。”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是怎样介绍自己的了，但苏老师这个开场令人印象深刻。苏老师常常风度翩翩地走上台，就海阔天空地聊起来，好像半天也没有进入课文，又好像随时他就能把这堂课上完。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就是教语文最好的办法，难不成真的要从中心思想到段落结构再到人物情感这样讲下去吗？我对文学和写作产生了一点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苏老师的影响和激励。苏老师很爱读书，他也常向我们推荐好书来读，我记得的就有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姜戎的《狼图腾》、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现在看起来，这些书很多已经远远超过了初中生的认知能力范畴，即使读了，我常常也是一知半解，但它们对我在审美趣味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有一次，苏老师拿了我写的作文在班上读——我的习作被拿出来做范文，这在我的学生生涯里是常事——但苏老师作了一个令我很脸红的引子，他说：“请大家好好听我念一下这篇‘文章’，请注意，我的措辞是‘文章’，不是所有作文都可以叫做‘文章’的。”苏老师关于“作文”和“文章”的清晰措辞，影响我今天仍然非常谨慎地使用“文章”一词。迄今为止，我可能都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但苏老师的话一直在心里砥炼着我。

我在二中读书的那三年，是很愉快的三年，也是满载收获的三年。身处其中时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感觉，时光的焦距拉远后，便体会到更丰富的滋味了。除了感恩之外，似乎也说不出更多新鲜的话，但还是要真诚地说上一句：谢谢二中，祝福二中！希望下一个六十年，你以更加轻盈的身姿，引领更多年轻的生命，走向新的丰收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