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中国台湾著名诗人，本名王庆麟，河南南阳人，在舞台剧《孙中山传》中饰演孙中山，海内外巡演70多场，红极一时。

编者按：这是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先生10年前在广西师大中文系的一篇精彩演讲，痖弦先生是河南人，也是河南的骄傲。他的演讲就像新诗发展路上的一盏明灯，今天特刊发出来（有删节），与大家分享。

咱们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样样都用诗来表现。你看，夏天，到人家里去，咱从前没电扇，就拿一把扇子，扇子上面有字：“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大理不通。”为什么？你热我也热呀；到庙里抽个签，签条上是诗；家里小孩夜惊，贴个小红条在墙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敬茶给客人，茶杯上有诗句：“可以倾心”或者“壶中日月长”；情人谈情，把诗题在红叶上，写在手绢上。

诗不但可以供人欣赏，而且还可以吟唱，中国的戏曲就是诗句嘛。甚至于说，连官方的告示都是用诗句来写的，以便于老百姓来记诵，便于记忆，便于传诵。武松到咸阳道中，看到那官方的告示，如“有大老虎在吃人，不能上山，结伴同行”等等，都是用诗句来做的。所以在中国可以说，从天子到庶人都写诗。比如唐朝，坏诗人一大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来写，当然会有很多坏诗人。但是没有关系，乱是繁荣的另外一个表象，一个繁荣的时代一定是乱的。当时附庸风雅的人，也会弄假成真，最后慢慢地，经过时间老人的耙梳整理，坏的作品不见了，好的作品留下来。所以，在我们中国，诗是人人都会两下子的。医生也会，叫儒医；将军也写阵中诗，叫做儒将；商人也写诗，叫做儒商。人人都会。

可是到了新文学运动以后，新诗出现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它很有意思，就写，写着写着，把它慢慢专业化了，就变成只有诗人才写诗，一般人就不能写了。报纸上也有诗，但一般人看报，一看到诗眼睛就迈过去了：哎呀我受不了，每个字都认识，接在一起，不懂。所以慢慢地诗歌就专业化了，这对诗歌是一个很不幸的发展。

很多人认为诗是高中生的玩意。生日啊或者是哪里有什么庆典哪，总是要送一首古典诗才象样，觉得现代诗不够大气，不够正式，不够尊重，所以新诗就变成了青年人的玩意儿、恋爱中人的臆语，变成不好的。因此我主张恢复我们中华古国过去“人人都是诗人”的境况。专业的诗人是狭义的诗人，广义的诗人是也写两个句子好玩儿的这些人，人多了就一定会产生好的作品。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就定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

现在我想分做几条来谈，如果人人都成为诗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诗人？刚才已经说了一点，现在我们把它规律化，演绎成几条：

第一条，诗人是对生命认真的人。诗人就是真人，最热爱生活的人，最认真生活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过着自己日子的人。通常我们说，诗来自生活，不是来自学问。学问越大，诗学得越反，因为学问是逻辑的，是理解的，是分析的，而诗是纯粹感觉的，这个感觉是与生俱来的。

河南有个作家，是南阳作家协会的主席，叫二月河，他的历史小说红得不得了，而且都拍成电视剧了。他看到我时说：我对诗人充满了敬意，我什么文体都可以写，就是这个诗我没办法。你说我写个散文，我凑合着也能写得出来；写个小说呢，更是我的专业；写文学评论，也行；你说写诗，我一句也写不出来。诗人是天生的，我没办法形容，诗就是一种特异功能，呵呵，特异功能。

其实没那么神秘。诗就是认真生活的结果。诗人能够面对生活，忠于生活，善于感觉生活，理解生活，提高生活。我们常常说：诗的生活，生活的诗。先有了诗的生活，才能有生活的诗，生活的深度就是诗的深度。假如一个人不爱在生活上作思考，糊里糊涂地过日子，那他肯定不是一个诗人。所以诗人都有几分自恋，这没有关系，不要太过分就行，诗人是自恋的。长城很多人都去过了，但是诗人去了长城，那就石破天惊，不得了了，一件大事情了，因为“他”来了。

有了诗的生活才有生活的诗，没有生活就没有诗人，所以诗人是认真于生活思维的人，对于风吹水流花落花谢都有感受。一个花落了，对一般人来讲，那算个什么事呢？对诗人来讲，可严重了，落花有死醉楼人哪，落花声，那跳楼的人，“啪”地惊呼，就听到了，那不是好大的事么？所以诗人，他把所有的生活，把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扩大，诗人有扩大生活的能力。

风、花、雪、月，通常我们拿这些来形容比较浮浅的浪漫主义的东西。通常有这样一种嘲弄：你这个玩意儿，就是风花雪月嘛。其实风花雪月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考虑如何去用新的观点来看风、看花、看雪、看月。我们当年在编《创世纪》的时候，编过四部文集，第一部叫《风之柳》，第二部叫《花之声》，第三部叫《雪之韵》，第四部叫《月之魂》。多好，是不是？风花雪月嘛，新风花雪月。所以有人说，你这个是感伤主义嘛。感伤主义也是一句不好的贬义的词句。其实感伤是很重要的。多愁善感，通常也是嘲弄诗人的句子，其实多愁善感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这个愁你这个感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有创意。

中国有句话叫“江郎才尽”，江郎才尽了，完了，他不能再写东西了。江郎的才会不会尽？不会尽。不是江郎的才尽了，而是江郎的生活尽了。江郎没有生活了，江郎失去了生活就写不出诗来了，生活与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密切。我们看到两岸的情况都有点像。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形势大好，所以很多的文人纷纷地下海，更换跑道，本来写诗的去做生意了。这些人都有一个想法：我把钱赚足了再来写诗。这好像是个如意算盘，其实很难回头，生活的步调乱了，很难再加以整理。

一首诗是一个心情，是一个情绪，这个心情，这个情绪是根据你的年龄走的，不是永远可以保持的。超过了这个时段，你再也不能够把这个时间追赶上，可以说是稍纵即逝，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能说我把钱赚饱了回头再来写诗，不太可能，所以，写诗或者从事文学后再去改行做生意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在台湾更是如此，台湾的人们连广播、连广播电视台，连电视台都不上了，认为那个将来也不会有好下场。那就是面对一盏孤灯在写诗、写小说、写你的文章就可以了，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跟作品分离的话，往往伤害了作品的内涵。那谢灵运是多大的诗人，他写山水诗，但他官也做得不小，所以他变成双重人格，他一方面隐逸于山水，另一方面又去做官，所以谢灵运的诗就不能够跟陶渊明比。陶渊明是真正的能人，真正做活的，他的生活跟他的艺术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谢灵运的诗，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修辞，但有时候仔细一分析，里面有作伪的成分，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说，你的诗写成什么样你的人也该是什么样的，诗很宏大你这个人也很宏大。也不是。有时候，是诗人的内在，是他的精神视野很宏大，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小人物也说不定。比如说读传记，很多人读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传记就非常失望，他在诗里面简直是一个民族的歌手，其形象何其宏伟，但在他的实际生活里，他只是纽约附近的一个小城的一个报纸的小记者，根本乏善可陈。严格说来，他只写过一本诗集，但是《草叶集》最初出版，没有人知道惠特曼是什么人，他就弄些假名字，写评论，“我们美国最大的诗人诞生了”等等，自己吹自己。他是很有趣的一个人，他的诗的内容和实际的生活好象是不大对头的，这没有关系，是因为他希望变成象他诗中的那样一个人，他的精神视野自然是宏大的，这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

第二条，诗人是感情、感性思维非常强旺的人。什么东西都是通过感性的，不是理性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文学、理性和感性是需要平衡的，好象车的双轮、鸟的双翼一样，必须要平衡才能使人正常。但是我必须说，诗人是非理性的人，诗人是不正常的人，越正常越糟。不正常才能写诗，非理性。

我们可以打些比方说，理性是什么呢？理性就是走路一样，走路是有目的的；而感性象跳舞一样，跳舞并没有目的，跳舞的本身就是目的。你不能说我跳到哪儿去，我哪儿也不去，我跳舞啊，它本身就是目的。理性就象坐飞机一样，象我回香港，一下就回去了；感性是放风筝，放风筝有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没有意义，只是在空中创造美。理性好象是白天一样，感性就是夜晚；理性是太阳，感性就是月亮；理性是把米煮成饭的过程，感性是把米酿成酒的过程。饭可以喂饱饥饿的肚腹，而酒却可以安慰受伤的灵魂。

理性代表工业精神，它要走得快，越快越好，它是勇往直前的，是不回头的；感性是农业精神，它是频频回首的。我觉得我们大陆今天理性成分太重了，人人都是勇往直前的，都没有频频回首。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早年在《创世纪》封面上写了一句话，我们《创世纪》今年已经是51年的老杂志了，同仁杂志，每期交诗交多少，是我们的精神教堂，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妥协，只有《创世纪》是不可以妥协的，是我们人生最干净的地方。我们写在《创世纪》封面上的那句话是：我们欢迎不讲理的创作、讲理的批评。批评都要讲理，但是创作是不讲理的，越不讲理越好，它是非理性的。假如说你内在的思维情况是偏重于这方面的，你已经注定是个诗人了，只是你还没有写诗而已，因为你的思维状态是个诗的状态。

第三条，诗人是非常喜欢文字、语言的人。诗人对语言非常敏感，对文字特别敏感，而且对形象化的文字或者文字的形象化特别有一种思维的惯性，什么东西都会想到个画面，什么东西都想用画面来表达出来，这是诗人的本性，诗人都有这个能力。

我们常常说，歌德是德意志语言的创造者，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的创造者，写诗跟语言的关系就是这么密切。诗人甚至溺爱他的民族语言，爱到溺爱的程度，创作了好多新的语言，丰富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譬如说，我们有很多成语，很多大家用得已经不觉得是诗的语言了，这哪是谁的作品嘛，已经变成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了。一个人失恋了，我们说，哎，你老兄何必那么悲壮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啊。这不是引的古人的诗吗？所以这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语言的一部分了。诗人从实际生活里提炼语言，再把更好的语言还诸给社会。所以我们的语言如果要保持它的活力的话，即如果它不会老化，不会变成语言的化石的话，就要靠诗人多多去创新。

我是河南人，1949年离开河南的。等我再回到河南的时候，我的河南话变了，速度变了，节奏也变了，语汇也变了，整个都变了。所以当我说河南话的时候，我姨就说，“你看你这味儿，多少年了，这个话我都没听说过了，你怎么还会说呢？”为什么？因为我的话是止于1949，是老河南话的活化石，很有研究价值。

社会会变，语言会变，节奏会变，跟着社会整个的大的脉搏在前进，所以诗人一定要知道，语言象河流一样，现在新的语言流向哪里，什么样的语言正在死去，什么样的语言正在诞生。没有表达力的语言慢慢就死掉了，没人再用了，继续有表达力的语言、生活的语言在诞生着，诗人一定要完全地掌握这种变动，才能在语言里做一个领导者，做一个领先者，诗人是领导流行的人，可以这么讲。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孩子时代，都能够创新语言，孩子都有这个能力，但是在接受了现代教育以后，这个能力慢慢地就丧失了。我家的小孩儿小的时候，我可以跟她用诗来对话，我说一个东西，她就编一个诗来敷衍我。比如我说眼睛，她就说：一个溜冰场，周围是栏杆，在时候会下雨；我说枕头，她说：头的沙发。从南到北坐火车可以一路这样胡诌下去，儿童有这个能力。她看京剧的时候看到赵云后面有四个靠旗，就问我（我大孩子叫小豆，啊，是小米，小豆在这儿）：爸爸，他后面插的是什么？我说：插的旗子。她说：痛不痛？这是我们成人所想不到的，因为这是儿童的世界，儿童其实就是天生的诗人，诗人胚子，在儿童时候有这个能力，慢慢就失去了这个能力。小豆有时候非常调皮的，她小的时候，大概四岁，刚会讲话，我亲亲她的嘴巴，她有点嫌我，用手按一下（动作），不好意思擦嘛。我说：啊，你嫌爸爸？她说：不是，我把它按进去。（学生欢笑，鼓掌）看，我对你的吻多么珍惜，按进去。等一下我又忍不住亲她一下，她就擦一擦。我说：啊？她说：不是，我把它擦大嘛。你说这种人她是不是诗人？她不是诗人也是外交部部长。可是长大以后，变成了小笨瓜，好多年了，最近才开始写诗。为什么？是我们现代教育把她变成了笨瓜，感性的能力完全没了。她小的时候，我们说：月亮出来了。这是个说明性的句子，是月亮出来了，不是星星出来了。但是孩子不这么讲，孩子讲：月亮来了。我们说“月亮出来了”，看不到月亮，只是一个理性的句子，是一个说明性的句子；说“月亮来了”好，月亮穿着美丽金边的衣裳，正从天边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好象看得见一样，形象语言，这是会诗的。是现代教育杀害了诗人，把小诗人都杀死了。

所以我们写诗的人要有赤子之心，要回到儿童的时候去，要把所有的“名言”改造一下。名就是名字的名，名言是理性的，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是投影机，这叫名言。诗人是为万物重新命名的人，这个东西他可能起个别的名字，那个椅子也可能起个别的名字，一盆菊花他说“金色的火焰”也说不定，如果是向日葵他说“发疯的菊花”也说不定，开那么大一定是菊花发疯了。所以如果知道文字里面有很大的弹性，可以供我们做语言游戏的，如果喜欢上这个，他八成将来很容易走向诗的成功。

我想现在各位正处在理性世界刚刚开始侵略，而感性世界还在顽强地抵制的时代，尤其是你们谈恋爱的人，那一定是感性得不得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能够保持感情世界的旺盛来迎接诗的到来。

第四条，诗人是有一贯人格的人。诗人的人格是一贯的。诗不是一种技术，诗是一种思想，诗是一种人格，诗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最高显现，诗是非常高贵的。你看，所有文类都没有一顶帽子，只有诗人有一顶桂冠。

写散文的人也写诗，你永远不要只夸他散文好。“哎，光中先生，我觉得你的散文写得好啊。”就是不提诗，他心里不舒服。你可以提诗而不提散文，因为散文家没帽子，诗人有一顶桂冠，这个帽子很重要。所以诗学是文学的贵族，诗常常体现一些非常高贵的情操，诗是一贯人格的保持。

台湾有一位孔子的我不记得是几世孙了（台湾尊孔，还有一个“奉”字，跟以前清朝政府一样的，就是给孔子的后代俸禄，让他主办这个继孔的香火，就象最高的顾问），孔德成教授，是台大的教授，孔先生就是奉祖的。孔德成教授小的时候，在山东曲阜嘛，他去念书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是贵族，一个人去家里怕他出事，就有一个伴读的人，年龄相若，象书僮一样，但是也去念书，那个人姓曲，是孔府的佃农，叫做曲万里。万里可能是后来读了书以后又改的名字，原来也许叫做曲什么很不雅的名字也说不定。后来曲万里也变成大学问家，孔德成当然也是大学问家，他们两个都是台大的教授，可是曲万里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候还是主仆分得很清楚。日本也尊孔嘛，孔德成到日本去，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地吃，吃到最后，发胖了，已经不能弯下腰来系自己的鞋带了，曲万里就跪下来给他系鞋带。中国人讲“义”呀，义是一种高贵的情操。当弯下身来替孔德成系鞋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曲万里是一个诗人，他不是功利之徒，功利之徒说：你小子当年啊，虽然我是佃农，但现在我不也是大教授了嘛，你算个嘛呀？啊？什么系鞋带，咱们大家平起平坐。那就不是诗人了。诗人是念旧的人，诗人是充满感情的人。所以弯下身来替孔德成系鞋带的曲万里，在那个瞬间，他是一个诗人。诗人的气质是这个样子的。

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讲座，是一个美国淘金大王捐的，叫“丁龙讲座”。丁龙不识字，是一个被当作猪崽卖到美国去的人，后来不知道怎么混到金矿里去，跟着一个美国人淘金。这个美国人是一个淘金大王，事业大起大落，当他最红的时候，那真是香槟似海，蛋糕如山，请众亲朋好友来吃饭；当他垮掉了的时候，股票不行的时候，就变成街头的一个乞丐。但是不管他大富大贵的时候，还是最苦最苦、一文不名的时候，丁龙都在他身边，你可能说他这是愚忠，但不能把他写成愚忠，这是中国人的义气。你是我的朋友，你大富大贵的时候是我的朋友，你穷途末路的时候也是我的朋友。所以当那个人说：你走开，我现在没办法发给你薪水，你走开。丁龙不走，还在他身边照顾他。当那个淘金大王酩酊大醉的时候，他透过朦胧的醉眼，看着那个小小瘦瘦的从矿中来的人。丁龙，是个诗人，他虽然不写诗，但他的行为是个诗人。

甘地，是个名人，日本有一个首相，叫伊藤博文，也是一个名人，他们两个都是被刺死的。伊藤博文是被一个韩国青年刺死的；甘地是在一个聚会上，被一个异教徒（跟他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用手枪打死的。他们一个是中刀，一个是中枪，当时那个瞬间都没有死，他们两个的反应很不一样。甘地在那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把一个小手枪放在手里边，一直往前带，带进去的时候就放枪了，甘地就中枪了，甘地中枪的瞬间看到了那个凶手，他苦笑了一下，向凶手拜了拜：谢谢你！意思是说印度这个担子很重，谢谢你结束我的生命，我不恨你，我真的需要谢谢你。甘地的境界多高啊。这是一个死亡的例子。伊藤博文是个文武宰相，可以跟我们中国的李鸿章来教劲，形象完美极了，学问、道德、世风，各方面都是满分，但是当这个韩国青年刺他他还没有死掉的时候，他横眉竖眼骂了一句：八格牙路！完了，一辈子的修养完了。所以甘地是个诗人，而伊藤博文不是。

王鼎钧先生，现在在台湾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散文写得最好的，最近他的三部回忆录出来了，你们一定要找来看。第一部叫《怒目少年》，第二部叫《昨日的云》（“昨日的云”是用我的一个诗句，他也写了谢谢我，是用我的“昨天的云”抄袭，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他叫“昨日的云”），第三部叫《官山夺路》，写国共之间的战争，他是用完全客观的立场做历史的评估的。王鼎钧写过一篇散文，大概不足1500字，叫做《最美与最丑的》，是写抗战时的青年军，高中毕业再去当兵的，从前当兵都是庄稼汉嘛，但是那个时候有知识青年从军，他们知识青年从军放假了没事，有的去看电影了，有的说：哎，听说北京郊外有个地方可以看到宦官脱裤子，这多好玩呢。大家都好奇，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嘛，那就去看宦官。王鼎钧就描写这个宦官，他们到了一个泥巴屋子里，泥土墙，草房顶，屋里有条铁丝，铁丝上挂着一条被单，象幕一样，宦官在后边把衣服脱掉以后，把幕拉开给他们看几分钟，然后就收两块钱这样。这个宦官表演过了以后，又到了另外一个屋子，那里有一个瞎眼睛的女人，可能是格格，或者比格格层次更高一点的，因为清朝皇宫已经不能待了，就到了乡下，因为她的眼睛是瞎的，所以没有人告诉她清朝已经亡了。这个宦官进了屋子还是做马蹄袖的声音，“啪啪”，她有时候不高兴还要他掌嘴，等等这些。这个人就把自己脱裤子赚来的钱买东西给那个瞎眼的格格吃。这中间没有爱情，只是个“义”字，如果把它写成爱情就没有意思了。就这样，那个盲的皇家的人，还继续做着她的皇家的人，这个散文到这儿就完了。这个宦官是个诗人，他有一贯的人格精神。所以诗人已经定下了自己的人格，不能再去做生意了，诗人是好庄严、好威严、好厚重的人物，自己也要把自己看得很重。

诗人有他一贯的人格，有他的道德精神，有他不变的情操，所以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非常地严谨，也非常地华丽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炼字、炼句、炼意，炼字就是语汇，炼句就是整个的句法，炼意就是意境。我常常说一句话：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人（人的品格的修养）。诗人在开始的时候比的是技术，谁的句子用得漂亮，谁的哪一首诗写得特别好；但最后比的是精神人格，比的是他的精神世界完整不完整，他的人格统一不统一。如果他精神世界不完整，他的诗虽然可能会有些好诗，但他只是个小诗人，或者只是个好的诗人，而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一定有他的精神品格。如果让在我们中国选一个诗人，那一定是屈原；选两个可能杜甫在里边，李白就有点危险；选五个，李商隐可能会在里边，选四个李商隐在不在里边很难讲，但是屈原一定在里边，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人格精神的一贯性。屈原是个投江自沉的诗人，我们都是含着眼泪想念他的，实在是伟大，作品的风格和人格产生高度的统一性。这样的人，我们说，他即使不写诗，但他是把诗当作日子过的人，他也是个广义的诗人。这样的人生成立了，就是个诗的人生。

现在又有旅行文学的出现，旅行文学是“带着故乡去旅行”。有一首诗是我读大陆的年轻诗人的，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写得非常好。他写一个帽子，就是乡下人的斗笠，他是这么说的：离家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戴着那个破帽子（破斗笠）？对方说：不，那是故乡的屋顶。头上戴着故乡，也真是绝了，每个人的故乡都永远戴在你头上，如影随形，所以诗人是永远用他的故乡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人。但是那个写《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英国作家伍尔芙（后来跳海死了），她说“你永远回不了故乡”，因为你回去的故乡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故乡了，就象你在行船，这一秒种看到的水已经不是刚才的水了，故乡的变化很大，不是说回去就能回去。所以爱乡爱旅行的人，故乡跟内心世界的冲突和斗争，这些焦躁这些思考就成为文学最重要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