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生活网：用好一将杀敌无数，用错一将累死千军。元代马致远在《汉宫秋》中提到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得就是这个道理。纵所周知，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给无数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个性鲜明，既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也有棱角分明的处世之道，但其能干事、会干事、敢干事的主动担当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称赞。也正因此，能否发现和使用好“李云龙式”的干部，不仅关系到国家改革发展全局，更是一个地方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撑腰的重要标尺。特别是当改革进入“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深水区，更需要一批“李云龙”式的“闯将”为改革保驾护航。
要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爱才诚意，唯才是举贤为先。“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用人上，如能做到荀子所说的“贤能不待次而举”,不拘一格、惟才是举、惟贤是用，则大批优秀人才就会脱颖而出，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人才春天业已不远。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他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爱才诚意，用人不论出身和地位，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提拔或推荐。比如，监察御史马周，年少时就成为孤儿，家境贫寒，喜好学习，在中郎将常何家中为客。有一年，太宗让百官上书讲一下为政得失，常何是武将出身，不懂学问，马周替他写了上书，提了二十多条建议，直指当时朝政利弊。太宗怀疑常何有这样的才能，询问常何，常何说:“这不是臣所能写出的，是家客马周草拟的。”太宗当天召见了马周，并提拔为监察御史，其后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及延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等等。由此可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前提首先要有爱才之心，有了爱才之心，才能有求贤若渴之欲，有了求贤若渴之欲，才能时时处处留心观察，从而识别和发现人才；倘若无半点爱才之心，怕人才抢了自己的饭碗，即使人才在你面前，也可能会视而不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有爱才之心，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宽广的胸怀，一个是博学的才识，二者缺其一，不得其要。一般来看，有才的领导喜欢有才的干部，心胸宽广的领导就善于广揽人才。《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其中一例，走长征过草地期间屡犯错误，团长降成了战士，战士又升成了团长，为何能官复原职，这其中缘由很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组织爱才的宽广胸怀，倘若一棒子打死，也就没有“李云龙”后来什么事了。还有一条就是旅长的才识，有了才识就会惜才，旅长是个嗷嗷叫的“闯将”，“李云龙”也是，其手下的“魏和尚”“段鹏”同样也是，因为他们都是从战争岁月中跌打滚爬过来的，懂得人才培养不易。那么，战争年代，几场恶仗硬仗打下来，谁是“李云龙”一目了然。和平时期，如何找出“李云龙”？这就需要领导干部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先修其身、自增才学，多向领袖学习、多向书本学习、多向实践学习、多向群众学习，以学益智、博闻强识、修身笃行，增益其所不能。领导自身的学识增强了，眼界胸怀自然就会开阔，人才就会不约而同地涌来。同样，组织部门也要善于打破常规，创新用人体制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用人导向，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不以地域划线，不以喜好划线，不以圈子划线，不以单位划线，打破轮流坐庄、排资论辈陋习，不拘一格选，不求全责备挑，不带任何偏见看，在服务基层的大考场里，把那些政治过硬、个性鲜明、实干苦干、不怕得罪人的“李云龙”式的干部发现出来、重用起来。
要有“用人之长避人之短”的识才慧眼，知人善任取所长。为政者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要包揽，关键的是选用得人，用人如器，就像下象棋一样，要发挥出“車马炮卒”的集成效能，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卒子没过河之前，毫无招架之力，一旦过了河，其势如車。炮没有架子就是一个摆设，一旦有了架，就可以长驱直入。《亮剑》中的“李云龙”在象棋里面发挥的就是“車马炮卒”的作用，其敢于担当、善于应变，长于冲锋陷阵，在抗日战争前线，面对强敌压境，狭路相逢拔枪亮剑，纵然兵退，也打得日寇晕头转向。而一旦把他放在被服厂里当厂长，就如同把“車马炮卒”放在了“士相”的位置，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长处显示不出来，短处尽出。这就好比清代诗人顾嗣协《杂诗》中所说的那样，“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由此可见，用对人才的长处是多么重要，使用不当就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讲，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任何人都有优缺点，优点突出的人缺点也比较明显，这就是人们往往说，人才都是有“个性”的。比如，有才学的人难免高傲；有能力的人难免孤僻。而没有个性的“老好人”固然四平八稳、八面玲珑，谁都不惹、你好我好大家好，但不干事、不做事、糊弄事，这些人表面上很风光，但关键时刻靠不住，最终会耽误事、荒废事，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长远发展不利。为此，要想事业取得创新发展，组织部门要突出以事择人的标准，大胆启用“李云龙”式的干部，充分发挥其冲锋陷阵的长处，规避其为人处世的短处，既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又要不为世俗成见、他人偏见所左右，独具慧眼，见人之所不见，用人之所能，做到谁最能胜任工作就选谁、谁最能干好事业就用谁，真正把敢于亮剑的“李云龙”式的干部挑选出来。
要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容才雅量，用人不以暇掩玉。“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是人总会有缺点，就像再好的碧玉都有瑕疵，再好的金子都不会是百分之百的纯金,所谓瑕瑜互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赦小过举贤才”，“无求备于一人”，也就是说，对待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应该看本质和主流，如果吹毛求疵、斤斤计较,任你什么样的人才都不能用。伯乐之所以是伯乐，它有别于常人，若用常人眼光看人，伯乐也就无所谓伯乐。比如，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就是个有明显缺点的人。早年，他和好朋友鲍叔牙一起去经商，赚到的钱总是要比鲍叔牙多拿一倍;后来他又和鲍叔牙一同当兵打仗，每上战场，冲锋时总是跑在后面，撤退时又总跑在前面。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为阻止齐桓公回国即位，半路上差点将齐桓公一箭射死。但齐桓公即位后，不但不予治罪管仲，报那“一箭之仇”，反而为了国家的发展，重用管仲拜他为相，使管仲得以大展其才，名垂青史。同样《亮剑》中的“李云龙”也不可能是全才，他也有优缺点，在某个时候缺点还大过优点，甚至还经常犯错误。比如，由于没按照上级意图突围，被撸了团长去当了厂长。倘若上级没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容才雅量，那“李云龙”可能终身与打仗无缘了，正是因为上级给了他纠正错误的机会，在被服厂磨意志练耐心后，才让他有了再次启用的机会。事实上，《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人物是开国中将王近山，其人性格急躁且暴烈，凡事争强而好胜，虽战功卓著，但仍因违纪受到处分。1969年“九大”会议期间，许世友向毛泽东主席进言：“我们现在要准备打仗，有几个人有战功，也有错误，能否起用？”主席笑问：“何人？”答道：“如王近山、周志坚。”主席曰：“‘王疯子’啊，我知之，可！”一个“可”字，是对“李云龙式”干部的充分肯定，也展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纳贤的宽广胸襟，更立起了容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自古伯乐盼良驹，心胸宽广浪淘沙。”领导干部有多大容人度量，身边就有多少“李云龙”，改革发展就能多几分胜算。为此，对待“李云龙式”的干部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不求全责备，不因瑕弃玉，不光看表面上的错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政绩、看公论，大度诚心、唯物辩证，让其摈弃“枪打出头鸟”“能人未必得善用”等后顾之忧，只要政治坚定、对党忠诚、廉洁奉公、真有本事、能干大事，就应当放心放手放胆使用，使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切不能让“人才流汗又流泪”“猛虎雄狮变成小绵羊”。
要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才胆识，张弛有度尽其才。推进事业发展最大的挑战在于用人，用人最大的突破在于信任人。太多的防范，太多的牵制，只会使人才“出师未捷身先死”。所以，我们选出来的人才目的就是用起来，不用不如不选，这是硬道理，也是真本事。作为个体的人才，越用越聪明;作为整体的人才，越用越充裕。现实中，“疑人不用”容易做到，而“用人不疑”对领导来说往往是一道难关。明朝灭亡的原因诸多，但有一点是多数人认同的，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为人猜忌多疑，既想让重臣为他平叛，又担心将领谋反，结果明朝在他手上败亡。《亮剑》中的“李云龙”之所以能在晋西北打出一片天地，站位脚跟，无不与上级组织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才胆识有关，只要对根据地发展有利的，都让其放开手脚在一线发展，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闯将”。由此可见，人才是信任之下的人才，没有组织的信任是成不了人才的。因此，组织部门在用人上要量才器使，从谏如流，要给予人才充分信任，敢于善于乐于让其放手大胆去干。当然，人才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约束，也是一盘“残局”。《亮剑》中的“李云龙”能干事也能惹事，为此，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与其性格互补的得力搭档政委赵刚，赵刚的纪律性强、文化程度高，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搭档不仅可以在关键时刻能够阻止李云龙的一些不理智决策，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协助“李云龙”完成了很多其并不擅长的沟通协调工作。显然，赵刚对“李云龙”而言，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支持。为此，组织部门要做到作风向实、眼睛向下，既要对“李云龙”式的干部保持充分信任，给他们压担子、措台子、架梯子，为他们的勇于担当撑腰鼓劲，为他们的真干实干摇旗呐喊，无后顾之忧地干事创业。同时，也要给他们配备优势互补的得力助手，互促互融、保护激励，实现学识能力与岗位匹配的效能最大化，真正让他们有自信、有尊严、有激情地为改革发展闯出一条康庄大道来。作者：姚子龙 中共青海省黄南州委组织部
编 辑：陈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