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时时处处听人谈及到文化，便动起了心思：什么是文化……便想，便便寻找、边思索……，如今几十年过去，终于有了些心得，文化是：符号、尺度的逻辑定制；利用成熟的符号、尺度对生活所涉内涵的演绎——包括演绎的过程、结果、方式等；攻其一点，补及其余，便成了这一个小册子。
期间，我喜欢沉浸在“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以上均出自《诗经》）……的臆想里；我崇拜“我所知道的便是我的一无所知”（苏格拉底）、“我是站在巨人肩上的小孩子”（牛顿）、“我是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态度；当然，通过学习、观察和思考，我也领略了些许关于文化的奥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文化首先是一种“工具理性”，如所谓“工具书”、文字符号、几何图形等；其次是一种生存样式，人类的生存样式本身包含伦理理论、实践两个方面，它们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最后，由人的经验、见识、知识荟萃而成的文化，泛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
我们总是与"问题"同在——故，“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用问题的眼光去发现、处理或者研究目标对象与我们的关系，并留下记录，这是构成人与文化关系的根本，人——作为当下的观照者和被观照者，是文化的绝对主角，文化是人的绝对夲色。
文化环境有相对文化环境、绝对文化环境之分，相对文化环境受区块分割，具有鲜明的“属地”性质；绝对文化环境则是相对自然环境而言；人造的文化环境与非人造的自然环境，二者互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用文化行为看待一切、对待一切、处理一切，是人异于非人的地方。
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是历史所造就的，而且，业已体现在了各自的形形色色文化中，但因为哲学，科学，逻辑学的共同发挥作用，人们才渐近注意、接受、使用关于人的差异性、同一性理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明与否，是可以在数据学中找到答案的，除非人们刻意回避。
尽管人总是生在具体的相对文化环境之中，但显然，人必须同时具有绝对环境的眼光才行；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之言、圣人之言，是处于绝对文化环境中的人需要有的品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契合了人的文化本质、历史本质、社会本质，因而更加可贵。
笔者将文化分成物治、伦理、文娱文化等三个方面；人一面要通过物的治理赢取物质财富，一面又要通过伦理生活获得精神传承，最终还要在“更快、更高、更强”的信念中完成使命的接力、接力的使命；其三者的关系是：伦理文化居于支配者地位，物治文化是必要的保障，文娱文化则是文明的助推器、蓄电池、润滑剂。
人就如同一台能量机器，促使着生态从自然向文化转化、从物质向精神转化、从存在向意识转化，这一切都是通过人的文化工作——思索、学习、见识等——完成的；文化是人的本能、属性、劳动所得；自然是人的文化模板，文化是人的自然生态，文化与自然均不能外在于人的视野。
二、
逻辑：人的认知规律性要求；属于形式科学范畴；但，无管我们是否认识得到，所有存在都必有其逻辑。在关乎文化的生态展述中，笔者引入了“第四逻辑”这一概念，并且以为，所谓"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绝对理念"，包括"主、神、上帝"等概念的推出，都与我们感受到的第四逻辑有关。
笔者以为，生命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且这个条件的满足，须以生命的"自我"努力才能完成，生命的“自我”与生命同在，以此类推，便有了属于生命的“自体逻辑"、属于存在的"自在逻辑"、属于人的"自验逻辑"，和那个不知所从来、不知所从去，但却分明给我们以某种推力的逻辑的第四种：拟验逻辑。
有时我们会感受到总是受着不知所从来的力量的支撑，这就是拟验逻辑的力量。拟验逻辑就如同“暗物质”、“暗能量”、“暗世界”一样，倏忽其来，杌然其去，我们知其在，却难知其以何在、何以在、何在以……但，这并不妨碍拟验逻辑成为我们的文化观照部分。
科学，哲学，逻辑，是文化的“筋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科学、哲学、逻辑作保证，文化就“难堪大任”；玛雅人的消逝、莫干人的窘境、吉普赛人的失宠，都说明了这一点；显然，文化间的竟争如自然生命的竞争一样，也有个"物竟天则，适者生存"的问题。
在思考过程中，笔者一再发问：文化是什么？现在怎样？如何发展……并且发现，我们的所有学问，都起于这个三问式——（学问）即关于目标对象的是什么、怎么样、又如何……应答的程式化，以此为契机，较容易地解决了关于知识的概念。
历史是已经写就的生活，生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鉴于文化存在与文化意识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说成是：生活是具实的文化，文化是抽象的生活；这都是显然的道理：文化是为生活服务的，生活与文化互为动力、互为扞格、互为依存的条件。
文化的异同，也是生存环境异同的反映；任何生命都是具体环境的产物，但因为人掌握了文化，人的生存才可以不受制于具体的自然环境；“天同此理，人同此心”，其中，同是根本，不同是条件，人、人的追求，与所有存在一样，各具其同一性、差异性。
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是明显的，这与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性有关，哪怕对同一事物，不同的人感受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更与人们对体制的历史选择性有关，不同的文化（体制）是不同生存环境的反映，这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横向的社会环境、纵向的历史环境等多个方面。
环境的隔绝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生产，科技进步消除了文化交流的空间障碍；如地中海般冷静、如奥林波斯山般峻拔、如前者冲击后者那样激情澎湃，俨然西方文化的基因构成；在较早时间成熟、在较大范围优胜、在较多时候输出，造成东方文化相对封闭、保守、温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体现在各自的认知范式、伦理传承、思想传统等诸多方面，总体上，西方文化偏多学问情愫，东方文化倚重艺术情怀。
三、
人、人的文化、人的伦理是同时诞生的，离开了人的文化、人的伦理——意识既是人与对象既定关系的经验应答，亦是对人与对象的主客体关系的哲学观照；如果没有人的意识，也就无所谓人、人的一切——包括人的伦理本质、人的文化本质。
伦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伦理是：人际关系模式及其理论；广义的伦理乃：人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观照所得；显然，广义的伦理是人将所有对象，做人格化处理的结果；人能够发现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得益于人的文化视野，人的文化视野是人的经略之本。
伦理是建立在人的生活经验、见识、处世哲学之上的；无论个体、集体、或者社会，他们总要有一些相处之道，这个相处之道即伦理；与西方人把神的世界、自然、学问知识等，视作伦理要素不同，我们东方人传统上只把人、人的社会纳入伦理体系。
人的伦理关系包括人的政治、经济、道德关系等等，是个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其中不乏有人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等阐释；作为文化存在，伦理既是理论、又是实践，作为被固化的意识，伦理既是人的发明史、发现史、又是人经略史、锻造史、书写史；人的文明乃人的伦理文明。
“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之凭全在具文，法律的这一“后知后觉”的行为学属性，意味着法律不仅时有针对性、准确性、严密性缺乏之虞，更有易陷入被动操作的缺陷性，“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子涵》）明示的就是这个问题。杀人诛心，莫如安身立命，因之，利用信仰让人自我规范、导引、牵制，效果显著、作用重大、意义非凡。
人们能够达成怎样的社会关系，与伦理调度的是否具有即实性、生动性、灵活性有关，更与伦理体系的深度、广度、严谨程度相联系，伦理文化所具有的科学、哲学、逻辑特质，可以使伦理积淀为文化的最深邃部分、也可以在人们的生活实际中呈现出无限生机和活力。
专以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做己任之人，即文化自觉者，此外的即为文化自在者；虽是两种人群，但实际生活中，文化自觉者总是少之又少，文化自在者不会以“知、行——关系”为念，因而，开启学问知识，使民自尊、自律、自强，就是伦理的职责了。
没有人可以阻挡人自由发展的权利，除非自己放弃；没有人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除非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发展的事外，除非本人食古不化、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因之，人是否能够反躬自省、是否具有自我反思、自我观照的能力十分重要。
非为现实利益的思想活动，可以称为纯粹理性生活，宗教不是，但，在文化自在者那里，除却宗教信仰，没有可以替代世俗的谈资。迷惑于金钱、地位、特权的世俗文化，以自我本能实现为中心，以够得着的利益为半径画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文化的建设性缺失。
“成长到老”，是人精神发育的必然，但，也得须有相应的体制保障才行，尤其信仰生活不能缺位，否则，人就会陷入到无奈的缠斗、无尽的消耗、无谓的牺牲之中，特别当他们达成温饱、小康、甚至富裕以后，无所事事、无事生非、无所顾忌，从而毒害社会便会成为可能。
信仰（包括宗教）或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深刻的逻辑推论、深远的利益包含；是不可多得的、难能可贵的、非常稀缺的理论资源，但，信仰宁缺毋滥，好的信仰可以使人见伪起义、从善如流，防患于未然，坏的信仰可致人走火入魔、迷途忘返、甚而至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人类的历史过往一再证明，单凭法律驱使不会产生一个积极进取的社会，而且，理论与实践必要提醒：所谓“以德治国”行不通；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在人的认知冲动，任何一种体制的过死、过松、过烂，都会使文化失去效能市场，使社会生活失去生机和活力。
四、
历史总是进步的，人类通过发明创造、相互扶助、节约资源、以积累财富，这个过程、结果和方式，统称为经济；因甘于冒险、勇于付出、善于经营，获得财富回报，是创造对人的奖赏，而非"榨取剩余价值"。
我们古人尚庙堂之高、崇名分之肃、尊祀戎之严，终究是为了慎终追远，给人以精神抚慰，如若把人视作自然物质演变成的高级动物，死生并无意义感，人们接受起来就难，也与自然的时有神秘呈现不相符合。
孔子的时代与现今大不同……战国其时，不也是“百花开放、百家争鸣”了么，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无论宽度、广度、深度，较那时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续套用儒学儒礼，如成人幼服，难成体统，重拾先秦（天帝）伦理系统，使之成为我们的“工具理性”，或不免成行。
东周的“礼崩乐坏”，恐非如孔子所想，是“好德者鲜矣”所造成，更大的可能，是春秋以降，特别是战国时代，天、帝、上帝，这些信仰符号，在人们精神生活里“渐行渐远渐无书”所致，天帝信仰式微，正是先秦伦理体系崩圮的开始；“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这种对天帝信仰挂起来的态度，值得存疑。
我们时下不止于官员贪腐，我们的社会风气、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深深地都打上了腐败的烙印——根子在文化；因而，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甚至脱胎换骨，不止是时代进步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的文化救亡图存的需要。
诚然，我们在物治、文娱文化方面，已经取得的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的伦理没有与之相颉颃，也是事实，缘由有三：1、“大一统”后，我们从来都是“重农轻商”的，没有发育出相当商业文化；2、传统上，我们的伦理是讲究“经世致用”的，从未将自然、学问知识、科学等元素纳入伦理系统中；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推行……。
五、
文明主要是一种生态呈现，这种生态的达成，是人的文化本质与人所处的环境本质相契合的结果；人的历史夲质庶几等于存在本质，人的社会本质则与动物的略同，惟有人的文化本质使人成其为自身。
文明，与自然生命一样有它的孕育期、生长期、成熟期；且，所有生命都是优劣兼备的、所有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视角，所有文明最终都要统一到社会的理性、科学、逻辑成果上来。
文明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界线分明、理论丰富、行为得当，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认知：如果没有必要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辅助、没有自我担当的个人主义，大力推行、大张旗鼓、大行其道，这种局面很难达成。
文明作为一个体系，是人的行为价值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连系着人的"从哪来、到哪去、又怎样"等，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根本要求；只有建立一个具有统摄力、说服力、想象力的伦理体系，文明之树才能根深蒂固叶茂、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六、
如果说，民主意味着人的自我发掘、自我管理和自我提高，是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主体责任与权力的结合，那么，自由就是道德自制中的、人的无原则意志在社会的有原则实现。
然而，民不"慎独"如何能自治？民不能自治又如何能推行民主？若在政治上实现以自由治世，必先使人懂得何谓、怎样实现诸如民主、自由，辨明它的内容、了解它的结构、弄清它的原理，自觉自愿地奉行、始终不渝地遵守才行。
特朗普现象告诉我们，普罗大众在生活窘迫时只能跟从精英，因为保命要紧；生活过于闲逸，就会有任性的可能；因之，民主不是最好、而是“最不坏的政治形式”（丘吉尔），但，我们仍要防备别有用心的人偷换概念。
七、
《诗经》的风雅，何止于它的艺术成就，《诗经》不是反映“春秋”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么，不是解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百科全书”么？尤其，《诗经》呈现的那种社会生态，不正是政治文明的体现么？
西方人的哲学、科学、实验学等思维范式，我们自当有了足够的体认，“三皇五帝”、“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里的文明因子、尤其“敬天悯人”的精神内涵，我们还需有挖掘的热忱，时下所谓“后现代”、“后真相”、“后文明”给现实带来的冲击，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警觉。
“拿来主义”是重要的：在历史中挖掘、在现实中体悟、在其它各文明、包括宗教中撷取，“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三人行必有我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志者事竟成”、“万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
契约是把每个人当做信用单位，契约所具即“人所共愿”，它的结集就是为了求同存异、防止彼此削弱，契约精神，应该、也一定会成为是人类经略的必须，实际上，所谓契约正与中国之“己无所欲，勿施于人”、“先礼后兵”、“丑话说到前边”、“有话说到明处”逻辑相同。
个人主义总有它的可敬之处，而且，成熟的个人主义，正是我们当下寻求建立公民社会的必须，只有成熟的个人主义，才能将人的思想、行为、职责等，与社会、与历史、与现实的要求，进行对比观照，发现不足，知耻而后勇。
“ 社会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政治文明，已经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福利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在各地生根发芽，蔚为大观。
八、
人的生活里，只有生命之树茁壮是不行的，智慧之树能否开花结果十分重要，如果不能掌握足够多的学问知识，以辨别真伪、善恶、优劣，人的生活虽并不外于伊甸园，但，维系者毕竟还只是丛林法则而已。
"菜里的虫吃菜，肉里的虫吃肉"，生命与环境的共生关系，致生命与环境难以拆分，这是生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所致；惟人可以凭借文化，存肆意改变生存方式的可能——只要人掌握了足够多的文化；将人置于一种怎样的体制之中，是人如何生存的关键所在。
“好的体制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邓小平）”、然而，判断一个社会体制的好坏，终究是个系统工程，既要考虑国情（历史环境）、又要考虑社情（国际环境），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尊重实际，既要关照人的精神生活、又要关照人的世俗生活。
官民互动，总是在广义的文化体制中进行，这种互动关系模式一经确定，要改变就难，或者，竟至历久不衰，要之：政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政府可以凭借手中权力、手上的资源、手下的努力，实行完整的官民共进工程，并通过政治操守规则，操持事业、操弄人心。
国际上，"道不同不相与谋”可以看做惯例，于是诉诸强权，这就如“狭路相逢者”的竟技比赛，一个不怕死，一个死不怕，又不能共容，除了搏一下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乎外交战、贸易战、冷战热战一大堆，最终为此负责的还是那个叫体制的东西。
生命的你死我活、事业的你成我败、评价的你是我非，对人的生活构成现实威胁，解除这些威胁，单凭儒家的“义利之辨”是不行的，建立一个良好的价值评判系统，使人知进退、懂妥协、会避让，应该是我们当下的必须。
有德之人必是有思想之人，这"思想"是个较为专业的名词，与"文化自觉者"略同；当然，较为义气者具有朴拙的道德意识，也值得肯定；但在时下，这种所谓义气已经被市场经济冲击的七零八落，却也是事实；重构能够承托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任务紧迫。
九、
我们或惊于这样一种现象：施救者被受救者要挟、恐吓、诅咒，心理学家哈丽雅特.布莱克（美国）以为，施救者取悦成瘾、讨好成癖，属于心理自我强迫，是病态，可称取悦症，或"看管人性格障碍"；而受救者的依赖成性、索取无度、反目成仇，也是人格缺陷的一种。
我们会讶于这样一些见闻：西方人在水里分娩、西方人产后不做“月子”、西方孩子一岁就被推水里游泳……，西方人似乎总有出格的举动、言论、思想，在伦理文化建设上，出格或正与创新等同的罢；只有我们的“从来如此”，总是一次次被推翻，又一次次爬起来……
我们的一些表白：革命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我们惯用的诗画通读、整体把握、笼统比附等思维一脉相承，但，稍加注意我们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尽管它们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相去甚远，但这种思维对传统的反叛还是显而易见。
实际上，类似“天人感应”是无论何种文化发见、挖掘、传承人与自然关系的应有视野和应有之义，释迦摩尼顿悟成佛、默罕默德化身真知、耶稣基督代人受过等等，莫不如此，而“天使”、“天子”、“天命”等等的提出也说明，文化是确立人与自然关系、确立自身使命的必然。
“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是价值文明的核心意涵，尤其，当宗教与政治已经实现完全分离的时候；价值文明或与伦理文化中的“真理”等同吧，并且，深含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24字”）、“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宪法格言）等表述之中。
文化是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当然工具和手段，而创造、发展和使用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但因历史承继、社会现状、即时环境不同，人们的应对就不同——生存竞争的需要，致文化的中心功能产生偏移、迷失、异化，化身真善美的宗教者除外。
历史上，我们先贤曾有过恢弘的伦理调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思变，变则通”（《周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只是战国以降，我们的政治才变成驭民之术，“有道之国，在于弱民；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也可做“天人感应”的解读，但，毕竟记载的是文化肇造给人带来的震撼；“受蛇的引诱，人吃了辨别善恶的果子，从此便被赶出了伊甸园……”，《圣经》所载，是知识学问对人类生活的遭际构成的西方式解读。
历史很遥远，现实很苟且，惟有文化那份情感在发作着，“认识你自己”、“未加自我省察的人生没有意义”（苏格拉底）、“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比照我们价值文明的失衡、失准、失真，可以说，提倡理性主义、科学主义非常必要，而且，恰逢其时。
十、
周人开启"华夏"文明，周公情寄天帝护佑，周民盛赞维邦有德，于是有了《诗经》，《易经》，《道德经》……，我们先民之所以有如此的创造，得益于他们仰观天文、俯拾地理的视野，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度，感天动地、知恩图报的情怀。
文化是我们与人，与社会，与自然对话的语言，我们彼此心灵交流的记录，更是我们与文化相互印证的手段，神、天、上帝，都是我们的文化造物，有创造，必有反哺，有了这样的文化土壤，也便有了中华民族"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文明景观。
因认知而得道，得志，得精神的力量，好奇心的有无是关键；不因促狭争功、不因短视近利、不因偏执冲突——理解多了斗争少了、包容多了诋毁少了、相信多了猜忌少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大校训），环境宽松，政治造就。
当然，我们的认知局限也正与文化自身的矛盾性相一致一一我们的文化有无限发展的可能，但，值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此地此人，我们的所经所见所知所会所做所想，非常有限，尽管，这并不妨碍我们满怀豪情、信心百倍、兴趣鞥然地去回忆，去思索，去寻找。
我们文化天空有无数星辰，兴许那也是先人对我们的凝望、期盼、鼓励，也未可知，“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示我显德行”（《诗经·周颂》），但，能够托举“文明古国”的政治生态，才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呢。文化是我们的第二生存空间，得文化者，得天地、及其一切。
十一、
以下事实须重视——
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生态（官民互动关系），较多时候是“用者靠前，不用则后”的——打江山、保社稷，民是依靠之山、载舟之水无疑，但，天下既定，“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会一股脑将人重新笼络起来，陷人于“可使用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文化暗井之中，轻易动弹不得；反倒是西周的“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恒公六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等伦理主张，及其统领下的政治文明，使中华民族获得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荣誉称号，并使我们感佩至今。
我们的文化“失重”现象严重。文化冠盖生活的各个层面，“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其中的二分法。虽然，“黄猫黑猫”论、“经济中心”论、“效率优先”论，是社会又昨而今的成功打开方式无疑，但，成功或仅限于“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权宜之计”（一般功能）一个时期内的重于其发现、竖立、引领（特殊）功能——“精神文明”建设偏软（？）是假科学、伪道士、黑咨询层出不穷，文学、艺术、学术腐败无处不在，“苍蝇”、“老虎”、“蠹虫”赶不尽、杀不绝的根本；之于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见利忘义情势汹汹，致文化于蒙昧、摇摆、分裂，俯思即是，不特以笔者的描述为例了。
人的知识结构如何、教养怎样、人格是否独立等，是人、人的社会能否达成文明的根本；且，如果人活的很本能，其所知“有一是一”，有很实在的感觉；人一旦有了自我省察，就会发现：我们的所知如气球之内，尽可以膨胀，但，我们的所不知也正如气球以外的空间，其能够对气球形成的包裹之势，想想便令人顿感失落吧……。
十二、
用逻辑的眼光观照世界，是笔者的独持视角。
显然，一切知识学问，都是以存在的既定逻辑构成一一概念的所以然一一为起点建立起来，而笔者以为，所有社会问题都是文化问题，都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问题，最终还是个逻辑问题，只有用逻辑的眼光观察我们当下的问题，才有可能够得出清楚的结论，否则，如果只是单从我们的阅读习惯、深度、数量，我们图书馆藏的数量、质量、方便程度，我们的应试教育体制……或者单是从制度、体制等看问题，找与文明世界的差距，我们就可能会一无所获。
实际上，所有存在的逻辑构成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文化、和使用不同文化的人、人的这一个和那一个、这一群和那一群、这一阶段和那一阶段等，正是因为所有存在的逻辑构成不同，才构成了这个广袤的世界。这个逻辑，非是指寓于形式科学中的"认知归律性要求"之逻辑，而是指"此存在之所以成其为此存在的内在构成"、或"事物发生发展的本来逻辑"等。
很显然，各生命均有各生命的生存逻辑，我们人类也一样。如果说存在有两个范畴：自然的存在范畴、文化的存在范畴；那么，相应的逻辑构成亦要分为自然的逻辑构成、文化的逻辑构成两种。所谓自然的，即为非人为的此即最简单的解释；逻辑甚至更重要的，是指那些能够使人走向更高、更远、更强的原理。
我们人类所使用的逻辑，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是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而文化或文明的不同，就体现在他们各自不同的的逻辑构成上，这个逻辑构成，就如同“钢筋”，穿插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如：音乐、美术、书法、历史、政治、科学、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之中。
概念，某特定对象具某持定属性之“标志”；概念的所以然，就是概念的形成之所在；概念彼此的联系与区别；存在，对象能与我们产生关系的事实；这里的存在可能是客观存在，也可能就是人的思想、意识、经验等“主观性”存在；所谓主观、客观也是相对的，在思维主体是主观，在思维客体就是客观；因之，文明即概念的内含与边界的更加清晰一一在文化学上。
同时，这也告诉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总是难的，一则因为思维方式本身就有客观属性，尽管，思维总是习惯地被冠以主观面目；另则，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二者构成了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此二者之一方的任何改变，都要在其彼此关系的动态平衡中实现。而我们所要应对的物治、伦理世界，总是具有非常的深刻性、广泛性、复杂性，加之还有诸多原理，如：集体潜意识，羊群效应，鲶鱼效应，马太效应，门径依赖的……的或牵引、或羁绊，因之，思维方式的群体性改变，就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们所要面对的总是太多，我们的所知总是太少，而我们却又总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研究中去，通过文化接力，不断的发现、累积、以致构筑成更高的文明大厦；文化是人的本质，也是我们的使命，因之，崇尚科学，理性，逻辑，也应该成为我们完善人格的必须。
当下，我们社会文化所缺少的，不正是科学、理性、逻辑的追求精神么。
十三、
逻辑无所不在，“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因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逻辑；我们人类之所以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姑娘爱花小子爱炮”、“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是因为各自秉承的逻辑不同；但，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可以通过逻辑文化，观照自身的所作所为，发现问题并就正之。
西周、及以前的中国文化，是有“终极关怀者”的，其能够产生“四书五经”、“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盛誉，毋宁是其时人的眼光、胸怀更加高注的缘故？！因信而仰，必能给人以牵引与戒惧，否则，一味地把世界理解为“唯物”形态，把人看成是“高等动物”，与世界的时有神秘呈现不符、与人具有的真善美情愫不睦。
人的不同，不是那些生物形状的差异性问题，而是他们文化形状的“各有各的号，各吹各的调”，这属于存在的逻辑构成问题；所有存在的逻辑构成都是不同的，而且，如果理性也可以分成“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话，逻辑就是最大的工具理性，而人“目的理性”就在找寻之中。
如果人生存的过程，就是找寻的过程，那么，愚昧就是人的唯一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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