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感慨！》 文/王忠蒙精华热点

        近日，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回忆亲历的“社教”运动》的文章。反复品味，感同身受。这段历史虽如秋风扫落叶，已飘逝逾半个世纪。但对曾经触及人们灵魂的“社教”岁月，刻骨铭心，仍然留给我诸多回忆……

                 【一】

      公元一九六三年起，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势如破竹，在全国广大农村迅猛展开。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政治运动。

        翌年春，“社教”工作队进驻扶风县天度人民公社天度生产大队。这一批“社教”，天度公社所辖10个大队，除天度大队外，其他皆未安排进行。“天度社教队”归属南阳人民公社“社教工作团”统一领导。

         当时，对“戴帽子”的亲人，我很不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是，伯母张存英娘家出身贫苦，本人思想进步，是“土改”时期的共产党员，各项运动皆表现突出。叔父王立安戴帽子时年仅三十七岁，生于一九二七年，解放前三年，正值青年，上有三位兄长，他未涉家事，更无剝削行为。伯母与叔父受此厄运，成为无辜的“罪人”，多有委屈。我和家人为其遭遇深感同情和无奈！

          “地、富”分子属于敌我矛盾。在以阶级斗爭为纲的年代，自然成为革命组织和贫下中农批斗的“活靶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四类分子”平时必须佩带由生产大队贫协会统一制作的“白袖章”，书写：“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每遇批斗或交待“罪行”，必须口中念念有词：“老老实实，规規

        “四类分子”平时行动和日常生活受到严格限制和监督。“早请罪、晚汇报”雷打不散。家里来客要汇报，重大事情要汇报，因病不出工要请假，不允许跟集上会，不准走亲访友，等等。各种制度非常严厉。有几件事触目惊心，让我难以忘怀。六六年春节前，堂弟结婚的大喜日子，家庭中凡佩带“白袖章”的，经大队“革委会”和“贫协”批准，只允许停戴一天袖章。伯母隽氏因为穿了儿子孝敬老人买的“灯芯绒”裤子，就被视为“嚣张”、“复辟”等罪，古稀之年的小脚老太太，自己要敲着锣游街认“罪”。大伯父王立仁民国时期曾任民国政府“天安魯联保处”主任，任期无恶迹，并在地方兴办学校，也曾保护过地下党员孙宪武。建国后因历史问题被人民政府管制，五五年取消管制，成为“公民”身分。后在乔山脚下的上寨沟塬租地耕种。“社教”中也未牵连。但“文革”时，上寨村的革命造反派却横加迫害。有年冬季一天，强行扭送天度街游街示众，途经东苏村涝池，将冰层破开后，把年已七旬的老人推入冰冷的水中约半小时之久，让其交待家中“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因严重受冻让伯父落下终身残疾。“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天度供销社职工造反队批斗“走资派”党支部书记王某，欲加各种“罪名”，被诬之有“国民党员”等历史问题。竟将我二伯父王立伟（地主分子）强行拉到供销社批斗。让其证明王某是“国民党员”和“资本家”。（注：王某解放前后在我伯父开的商舖内当过店员）伯父不肯诬人以“罪”，始终不予出具证明。而被以赵某为首的造反派关进屋子七天七夜，威逼、打骂，不让睡觉，折磨残疾老人。竟如此惨无人道。

        “四类分子”要做“义务工”，即不记工分，无偿劳动。如清扫街道、修路、扫雪、打扫厕所，以及为公社大队修建房屋出工。我记得“文革”时，公社修建戏楼和宿舍办公楼，父亲和叔父等人无偿做工数十天，中午在工地稍事歇息，吃冷馍，喝开水。劳动中提心吊胆，稍有怠慢，就会受到由农村抽调来监督人员的吆喝和谩骂。以此显示他们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在长达十六年的辛酸岁月，我们的父辈受尽屈辱，饱经磨难。忍气吞声，委屈求全。忧患凄苦无宁日，含冤受屈不乐年！

                 【二】

        地、富成分的补定，根本改变了家庭阶级地位和政治面貌。受其“唯出身论”、“唯成分论”等极左路线的影响，其子女被称为“黑五类”、“可教子女”、“地富狗崽子”或“小四类分子”等。虽然不像“阶级敌人”那样被专政、被管制，但却享受不了常人应有的待遇。被剥夺的则是政治前途和做人的尊严。

         “地、富”子女，入团、入党、参军、招工、升学等一概禁绝。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包括组长、记工员、保管员、饲养员、民兵等一律无权享受。更甚者，“文革”中兴起的各类“组织”也不准参加。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地富”家庭其他成员要与贫下中农分开，以示阶级阵线分明。地、富家庭，各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不给“返销粮”、不给批庄基、甚至，生产队定期统一发放“灭鼠药”也禁领。六十年代初，我的家庭因家大人多，分成七户，近三十口人拥集在一个院子。架子车等生产工具无地方放置。多次申请未批。

        身为“地富”子女，要无条件接受“贫下中农”和生产队贫协组织的再教育。也常常面临与“反动出身”、“地富分子”划清界限的考验，甚至要求与反动家庭决裂。批斗“四类分子”的现场，动员子女及族中亲人检举揭发和批判他们的“罪行”。

      地富子女大部分出生于建国前后。长在红旂下，从小到大未犯过任何错误与罪行，也从未享受父辈的“剥削”所得。即使年龄稍大些的，1949年前也只是未成年人，或是少不更事的孩童，并未参与父辈所谓的“剥削压迫”，个人历史清楚得像一张白纸。但因其家庭成分，而人格上受种种歧视，生活上处处限制和约束。饱经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无情的年代给一大批“可教子女”带来的最大“伤痛”是断送了人生美好的前途！我的胞兄五十年代入党，由“初级社”到“高级社”以至公社化的生产大队，皆担任会计，工作十分出色。家庭成分补定后即被

撤职。在我以下的同辈包括堂弟妹十数人受其影响，学业未成，先后辍学，回乡务农，过早的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在阶级出身和政治背景下，娶媳妇难，婚姻大事费尽周折，多有困惑。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

审时度势，拨乱反正。由公元一九七九年起，改变全国范围内的地主、富农成分，废除“成分论”，为“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一律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从此结束了以阶级斗爭为纲的时代。

　　时光匆匆，岁月无情！“土改”、“社教”、“文革”过去已半个多世纪。随着当年运动的亲历者先后作古，无尽的忧伤，悲惨的记忆渐渐淡漠，最终将烟消云散而致湮灭。

        人类的良知呼唤正义，呼唤历史的真实！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有责任把当时的真相告诉世人……

        岁月沧桑，几多感慨！

        人生的路，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总有泥泞曲折，总有艰辛坎坷！

　　一起一落是人生，一朝一夕是日子，一喜一忧是心情，

一苦一甜是滋味！

         人生如梦，清晰亦朦胧！一半现实，一半虚幻。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看淡一切，看淡曾经的伤痛……

        严冬过去是春天！

        

作者简介：王忠蒙，扶风天度人。年届八旬。现为扶风“作协”会员。有文作在《扶风文史资料》、《都市头条》、《周原文艺》、《扶风百姓网》、《扶风微传媒》、《扶风文艺》等网络平台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