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回忆录系列播讲之三
作者:赵洪洋 播讲:杨建松

(洪堡医学院鸟瞰图)
我的预订计划,三个月的实验室科研工作完成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科学实验课题作为下一步的申请博士课题,纳西曼多教授很快修改和批准了我的课题并希望我继续留在实验室全日制工作。他说,科学实验是一项严谨、严肃的工作,必须全身心投入。可惜我没有听进他的教诲,因为三个月的实验室工作成绩,让我有些沾沾自喜,觉得凭自己的勤奋、小聪明,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应该能够完成课题,于是仍按自己的计划进入神经外科临床了。那时的想法是,自己是神经外科医生,重点是学临床技术,学科学实验是其次,不能本末倒置。

因为初次交谈,斯脱伊德教授了解了我的临床能力,为我办理了临时执医证。先安排我到重症监护室学习。
洪堡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各科室基本都建在大大小小的山丘上,环境恬静而优美,形成一座座看似小公园的建筑。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病房在一个建筑群。神经外科有85张床位,特色是脊柱脊髓外科和颅底外科。负责监护室的医生为住院总医师,神经外科的监护工作较其它外科更为复杂,除了生命体征,还要密切观察神志、瞳孔。因为昏迷病人远较其它科室多,所以气管切开多,还多了气道管理,褥疮预防和护理治疗。护工们还要为病人清洗身体,清理床上大小便等脏活、累活。所以,国内当时的护士都不愿去神经外科。

每天科室主任要率全体医生到监护室早查房,查完房后,医生护士就忙碌起来,为病人换药、打针和各种治疗操作和仪器操作。有时我看见有的护士给病人打针反复打不进去就主动帮她们打针,久而久之,护士们打针碰到困难的都找我帮忙。还有几位年青医生给病人头部包的绷带老是脱落,我就告诉他们包扎头部绷带的要点是每一圈绷带都要绕在枕骨粗隆的下方,有这个凸起的骨质就能防止绷带向上滑落,另外绷带在缠绕时要适合头形折叠缠绕,绷带边缘紧贴头皮不会翘起,绷带就不会脱落了。还有诸如腰穿、静脉切开、气管切开等操作我都带着这些年青医生完成。医生护士也很愿意和我接触,还经常带一些美食与我分享。

但我经常帮助人也使监护室一位不中不青的女医生不舒服。因为在年青医生和护士向这位医生求助时,遭到拒绝,求助者就会提到我这位热心的中国医生,而这更让这位医生产生了对我的敌意。她曾对我说,听说你也是个主治医生,别老是跟护士和一帮年青蠢货搞在一起,这样有失身份。她的话我没太在意。一次,我到咖啡间喝咖啡,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一本专业书,正在我捡起书准备放回原处时,恰巧碰到这位医生进到咖啡室,她见状对我大声喝斥,说我未经她同意,翻看她的专业书。我当即向她道歉,并解释我没有翻看她的书,只是不小心碰落了此书,把它放回原处。但她不依不饶,甚至说出了中国医生是世界医生的耻辱的话。

我当时就怒火攻心,要求她为她污辱中国医生的这句话道歉。她拒绝道歉,并说之前有两位中国医生穷得没钱在监护室当护工赚钱,每天干些倒屎倒尿的工作。她这句话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来德国前,我向来德学习过的同事们咨询到德国要注意哪些事项,他们曾告诉我,有工农兵学员同事在德国时,因一年的公费资助到期停止,申请延期做博士学位的生活经费未获批,失去了经济生活来源,如就这样回国,摘不掉工农兵学员帽子,前程无望。因此他们迫不得已去当护工赚钱维持生计,以期完成学业。其实,我之前对这些同事去干护工也是能理解的。

一来,倒屎倒尿不就是脏活吗,作为医者仁心,就有医者为伤员用口吸尿,对猝死患者不管口腔排泄物口对口人工呼吸,我们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高尚的,有谁会说干这些活是卑微的呢?记得我在当住院医生轮转时,为一位直肠癌术后患者换药,那真是臭气熏天,戴着口罩都根本不管用,第一次给他换药时干呕不停,大量臭哄哄的敷料更换差不多要二十多分钟。但我硬是每天换药坚持下来。患者有一次在我换药前拉着我的手说:“医生别给我换药了,这气味连我自己都受不了,你这么文静又白白净净的小伙,我不能让你每天都这么难受。”他说完,拉着我不松手,眼泪也涌了出来。在临床,我有时也为那些解不出大便的患者,帮他们把石头样硬的大便用手抠出来,看着病人解除痛苦的表情,心里没有委屈和屈辱的感觉,而是欣慰。所以,只要对病人有益,干活哪有高贵低贱之分,只有干好干坏之分。二来,他们在德国不能行医赚钱,只能干与医沾边的护工工作来赚钱,也是为了学业,为了日后能做个堂堂正正的好医生,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当然,那时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的收入差别巨大,让国外医生瞧不起中国医生,这是事实。别说德国的医生,就是德国的护工,一小时的收入就顶一个中国医生一月的收入了。这的确是中国医生的悲哀。中国当时是世界上贫穷国家之一,我在德国的短暂时光,就已感觉两国差别之大,我不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努力,为国家强大出一份力,使中国医生不仅有好的医德,也能像国外医生一样,有好的医术、好的收入和人们景仰的好的社会地位吗?今天,我作为中国医生的代表,受到国外医生的羞辱,难道不应知耻而后勇,何必与她逞口舌之快。他日中国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医生就能扬眉吐气,用事实去打她的脸,若不能如愿,何须人家打脸,自己都要搧肿自己的嘴巴。想到此,我将杯中咖啡一饮而尽,说了声:“走着瞧!”甩手离开了咖啡室。

(德国萨尔州立大学)

作者:赵洪洋,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协和医院二级教授、主任医师、硕、博士导师 、 德国萨尔州立大学带薪教授。湖北省第八届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第一届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湖北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副会长。近两年在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发表诗歌、散文及朗诵作品6篇,获得2020全国抗疫征文“逆风奔跑的人”一等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江日报、武汉春秋杂志、今日头条、湖北朗诵艺术家公众平台、都市头条、北京天合朗诵艺术团平台发表文学作品十余篇。参编两部抗疫诗文集。

朗诵:杨建松,网名铁马豪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省朗协语言艺术研究与实践基地副主任,《都市头条》认证编辑。
编辑:杨建松 图片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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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回忆录
之一 初到德国的惊叹与尴尬
之二 我在德国做科学实验工作
之三 我在神经外科监护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