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当我再次见到何老时，我的思绪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

2002年，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是个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已基本消除贫困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就，被国际社会赞誉为“国际的奇迹！”

创造这一奇迹，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同时也归功于成千上万在消除贫困的伟大事业中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志士仁人们。

何载同志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扶贫济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建国这么多年了，至今还有1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我睡不着呀！”

何载，原名容恭，1919年11月出生在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杜家凹村。1936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在西安上初中，年仅17岁的何载，目睹了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惨状，毅然决然地投奔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研究学院学习，当过抗日政权的县长，后来从事党的农村调查和组织建设工作。1944年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任秘书、办公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赴苏联学习。1950年被调进中南海，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秘书、主任，与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康一民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958年，年仅39岁的何载被所谓“黑旗事件”所陷，带着莫须有的罪名离开中南海，发配到一个农场劳动改造，经过21年的炼狱，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获得平反，此时，何载已是60岁的老人了。

何载平反后，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局长、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何载在党中央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竭尽全力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使成千上万的蒙冤者洗雪冤屈，重见天日。

1987年，年已68岁的何载，从中央组织部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不久，正赶上中央提出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央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非政府性质的扶贫基金组织。项南、林乎加、李人俊、朱荣、胥光义、杨雍哲、何载等一些刚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老部长、老将军们坐不住了。于是经过一番思考，何载提出一个方案交给大家。经过大家酝酿讨论，一致决定，敬请德高望重、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李先念为名誉会长，会长由项南同志担任，而常务副会长，这个既要动口，又要动手的苦差使，推选由何载同志担任。

白手起家创办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基金组织，谈何容易！没有经费，何载先拿出自己的钱垫上，没有办公地点，何载本不宽敞的家成了开会、办公的地方；没有工作人员，就动员自己的老伴、孩子一齐上阵帮忙，收发信件、登记、记录、送信、联系，什么活都干。

年近70且身患膀胱癌的何载，担负起组建扶贫基金会具体工作的重任。他协助项南同志物色基金会成员，选择办公地址，筹措办公经费，办理申报手续，联络各界人士，起草基金会章程，天天忙得不亦乐乎，简直比在职时繁忙数倍。几个月下来，何老瘦了，黑了，老伴心疼了，孩子们心疼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心疼了。何老却说：“扶贫济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建国这么多年了至今还有1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我睡不着呀！”

为了动员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积极参与到扶贫事业中，何老翻看有100多位干部家庭的记录簿，一家一家地打电话，逐门逐户地登门拜访。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听说扶贫当然支持，但一听说基金会工作是要求别人捐钱的事儿，有的老同志就打了退堂鼓。何老耐心地做这些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他说：“求人，并不丢人，看为谁求人，为自己的子女、待遇、住房求人当然不可取，但为人民求人，为千千万万至今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求人，不仅不丢人，还是光荣的呢……”他还列举了毛主席、周恩来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为了同志而求人的事例，说明为扶贫而求人是革命工作需要的道理。

何老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大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当年，我们跟国民党斗、跟日本人斗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人民幸福，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如今，建国这么多年，至今还有1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而这些人又大部分是老少边穷地区，为中国革命付出过巨大代价的人民啊！”何老的话，语重心长，句句说到这些老部长、老将军的心坎上。

1989年3月13日，由原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名誉会长，黄华、费孝通为名誉副会长，林乎加、李人俊为顾问，项南为会长，何载为常务副会长，有127位老部长、老将军为理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

面对一条被子上的107块补丁，这位投身革命半个世纪的老党员震撼了，他热泪盈眶，哽咽难语。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之后，何载和老部长、老将军们像当年奔赴战场一样，纷纷奔赴贫困地区，再一次打响了为老少边穷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新战役。他们沉下去，掌握中国农村贫困的第一手资料；想方设法，为中国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出谋划策。

陕北的荒野大漠，云南的崎岖小路，陇西的荒山秃岭，巴中的深山石径……到处留下了何老的足迹。他每到一处，都要挨门逐户地访贫问苦。不通汽车的地方，他就徒步随行，有些深山老林中的村落，当地干部也没有到过。当人们得知是党中央派来的干部来看望他们时，大家激动得奔走相告，像过年一样欢欣鼓舞。

1988年秋天，何老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位部长、老将军乘坐着一辆吉普车一路颠簸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甘肃宕昌县考察，初到县城他们让司机和警卫员去找县招待所，他们在路边和一些老乡拉起话来。一位老农听说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就对他们说：“民国二十四年，彭德怀指挥的红军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冲锋打开了腊子口，解放了我们县，马上给我们派来了一个县长。这位县长对人民可好哩，分粮、分田、分衣服真是亲如一家人。临末，我们动员了一千多名青年，跟他去当了红军，但是，他们这一走再没消息，听说当年的那个县长现在北京当大官了，人变了，心也变了，把我们这些受苦的人给忘了”。老农的话像钢针，深深地刺痛了老将军的心，睡在隔壁的何老，由于县招待所用木板当墙的缘故，老将军的木板床不停地响，让何老也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将军对何老说：“老何，你知道他们说的那个县长是谁吗？就是我呀！这一千多名青年后来参加了西路军，西路军两万多人在河西走廊几次大的战斗中大部分牺牲了，而我奉命征粮去了，才幸免于难，一年后，我是要饭回到延安的……老百姓昨天骂我忘恩负义，骂得对呀！我们当年拼命流血，不就是要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吗？扶持他们脱贫致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何老听完老将军的话深为感动，回到北京在一次会议上，把这个故事讲给在座的同志听。

“扶贫就是还帐，还人民的帐”。至此，这句话成为流传在这些老部长和老将军之间的口头禅。

从此以后，何老再也坐不住了，他怀揣一腔对人民还帐的负疚感，开始了长达15年的扶贫工作，陕、甘、宁、青、冀、晋、豫、云、贵、川及沂蒙、吕梁等老、少、边、穷地区到处留下了何老的足迹，并为这些地区募集资金建成近百个项目。

1993年，何老来到云南省禄劝县16公里的一个叫乾海子的村子，看到一个6口之家，夫妻俩住一个草铺，盖一条有破洞的烂棉絮被子，而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住在草棚上边的柴楼上，连一条破被褥都没有，只好以破衣遮身。草房上面还有几个大洞，吃的是玉米粥时，何老的心流泪了，当即脱下身上的衣服，连同衣袋里的几百元钱交到贫困户手中。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家人都知道，何老每次下乡回京，带的替换衣服总是少了几件，而装着零用钱的口袋往往是囊空如洗！

 

在陕西柞水县，何老在一家贫困户走访，他的目光被一条补丁摞补丁的被子吸引了，他数了数，竟有107块！面对一条被子上的107块补丁，这个投身革命半个世纪的老党员被震撼了，他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热泪盈眶，哽咽难语……

在贫困地区的所见所闻，使何老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他深深感到：扶贫工作再也耽搁不得了！

从此以后，何老每次出去考察，都是能坐火车的，坚决不坐飞机，能坐硬座的，坚决不坐卧铺，并且拒绝当地政府的一切迎来送往和宴请。

何老不顾年事已高，八次赴榆林地区考察论证，在这里创造了第一个被联合国称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的奇迹。

基金会成立不久，最成功、规模最大、效益最好，创造了第一个扶贫奇迹的是在陕西榆林地区进行的40万亩“沙地改造”工程。

榆林地区属于陕北革命老区，紧靠毛乌苏沙漠，有史以来一直受风沙侵袭，榆林城在历史上3次南迁。得不到温饱的老百姓只好背井离乡，弃地求生。

自1989年以来，年已70高龄的何载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金熙英、李俊，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石油部副部长李敬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陕西省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先后8次赴榆林、神木、横山、靖边等地的乡村进行考察，探寻脱贫致富的途径。

据地质部门考察毛乌苏沙漠曾是大海，既然是大海，势必有地下水的可能。何老多次与地质勘探部门联系，从当地干部群众中了解，掌握确有丰富的地下水的第一手资料，又与国家计委金熙英副主任、陕西省王双锡副省长多次研究，制定打井、汲水、沙地改造的工程实施方案。同时，请求神府煤矿、精煤公司为当地投资、立项，并亲自到胜利油田为延安及陕北地区争取到更新下来的旧设备。资金、设备、政策三落实后，他们像当年带领老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投入到火热的打井、修渠第一线。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群策群力，艰苦奋斗，开发水田40万亩，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增产粮食5000万公斤，当年就使该地区1.5万户7.34万人脱贫。长期苦于得不到温饱的农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愿望。一位当地老人捧着清凉的井水，激动地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联合国对榆林治沙和“沙地改田”十分关注，几度把沙漠会议放在榆林召开。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官员高度评价榆林地区“沙地改田”的成绩，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1990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陕北时，对这次“沙地改田”工程给予充分肯定，国家先后拿出23个亿，扩大沙田改造工程300万亩。

如今，榆林地区的流沙被封固了，山青地绿，到处是庄稼、葡萄、瓜果和蔬菜，大批弃地求生的农民，纷纷返迁，过上了定居、富裕的好日子。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党和政府对榆林地区的关心和支持，永远也不会忘记何载在内的一批老同志呕心沥血帮助他们治穷致富，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像榆林地区“沙地改田”工程一样，10多年来由何老经手的扶贫开发项目举不胜举：

1989年12月，基金会资助福建省福安县粒粒橙汁项目、广东肇庆地区高产优质香蕉苗项目。

1990~1991年，中国华能集团精煤公司为陕北神木、府谷二县提供扶贫资金400万元，兴建养殖场、奶牛基地等8个直接为神府煤开发服务的扶贫项目，既解决了神府煤田职工的生活需要，又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找到了门路。

1991年，中国石化总公司资助湖北省大悟县开发乌桕油系列产品。同年，中国石化总公司提供200万元资金，支持湖南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县开发优质柑桔项目。

1992年初，云南昭通卷烟厂捐赠1000万元，用于当地开发扶贫项目。

1994年由基金会出资支持革命老区河北省平山县，对该县宝石材料厂高纯硅酸钾项目进行扩建改造。当年投资，当年见效。使1500名贫困农民人均增加收入750元。

1995年，资助河北省广宗县彩釉墙地砖项目，该项目投产后使300个贫困家庭走出贫困。支持河北省涞源县妇女手工毛衣编织项目，仅一年时间，该县就建起了200多个毛衣加工网点，吸收了2万多名妇女加入到编织毛衣行列，女工们人均收入达800元以上。

1996年基金会出资30万元，支持中国科学院四海农村技术开发研究所开发的国家高科技项目——蜂毒采集器和蜂毒产品项目研制成功，使河北、河南、湖北、安徽等省的1500多名蜂农迅速脱贫。

1997年8月，沈阳大安集团、四川新希望集团、深圳冠丰华贸易公司分别捐款100万元，广东惠州侨兴电讯集团捐款1000万元，用于“贫困农户自立工程”项目……

这些扶贫开发项目，无不倾注了何老的心血！

通过考察，何老认为，贫困地区的落后，除受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制约外，关键是人的问题，人的观念问题，因此，扶贫要先扶人，扶人要先扶志。

1990年何老与项南同志在山东沂蒙老区召开农业技术会，听当地群众说：“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的话后，感慨万千。会后，他和项南直奔秦巴山区，通过对3个地区10个县考察，何老认为，贫困地区的落后，除了受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外，关键是人的问题，人的观念问题。能不能先富帮后富，实行两个地区干部交流呢？何老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李先念、宋平、陈丕显、林乎加、曾志、陈野苹和项南等老同志赞同后，他的信心更大了。

1990年底，他首先选择了陕西省秦巴山区4个地区、31个县与江苏省7个市实施干部交流。一年后，干部交流迅速在全国苏陕、鲁陕、津陇、京沪、沪晋、浙湘、粤琼等20多个省、市开展起来。通过干部交流，一方面帮助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干部学习了先进经验，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激发了他们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和信心，救活和开办了一批乡镇企业，发展了物资交流，转移了剩余劳动力，引进了技术、人才、资金，带动了干部培训。同时，较发达地区干部在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工作中，提高了认识，获得了锻炼和提高，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也涌现出很多像孔繁森这样的好干部，仅陕南、陕北两个地区，在干部交流的头四年，就获得经济信息6000多条，引进技术679项，引进资金4770万元，引进各类人才1046人，救活乡镇企业500个。仅25万人的山阳县，劳务输出就达2.5万人，以扶贫为内容的省内干部交流规模更大，仅山东就有12万人，江苏省苏南与苏北交流6000人，广东的粤南向粤北交流3000人。

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先富帮后富的伟大构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中西互助、共同富裕”的口号，何老在干部交流的基础上，先后多次走访江苏江阴华西村、北京房山区窦店、河南新乡刘庄、浙江萧山万象等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村，动员这些先富起来的党支部，致富不忘贫困地区的群众。

1994年，拥有40亿元资产的全国劳模、江苏省江阴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率先提出要为贫困地区培养乡镇干部的想法。随即吴仁宝向全国劳模提出了参与扶贫的倡议，得到河南史米贺、上海高风池、唐山韩振国、山东王廷江、北京田雄、倪振亮、张家港秦振华、辽宁李桂莲、吉林鲁志明等积极响应。从1994年起，这些劳模先后在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河南、厦门、深圳、唐山等地无偿举办了35个培训班，为老区贫困地区培训乡镇干部48000人，县级干部1800多人，每期培训班，何老都要亲自到会讲话。何老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编写《东西互动，共同富裕》一书，并与李琦、陶鲁笳同志合编了《打好扶贫攻坚的范例》一书，作为教材发到学员手中。经过培训，为老区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提供了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的机会，增长了知识，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促进了东西互助的经济发展。在何老的鼓励支持下，劳模们和先进党支部也纷纷向老区、贫困地区进行技术和资金投入。吴仁宝在宁夏、黑龙江、甘肃，鲁冠球在江西、安徽，常宗林在太行山，倪振亮在甘肃、宁夏、山西，韩振海在青海，刘维灿在银川等地进行技术和资金投入。近百名全国劳模加入到社会扶贫行列之中。

何老的精神不仅感动了贫困地区的百姓，感动了企业，感动了全国劳模，也感动了世界友人和慈善机构：

日本友人野村久寿马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的消息后，第一个捐款50万日元，用于陕北的扶贫开发项目。

台湾《联合报》记者周玉蔻女士是《蒋经国与章亚若》一书的作者，1990年该书问世后，将稿酬一部分60万元台币捐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江西和浙江的助学资金。1992年周女士捐赠4000万美元，资助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3所山区小学的50名贫困儿童和在江西省宁都县赖村修建1所小学。

1994年1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李钜先生捐资40万元，帮助河北省阜平县兴建职业技术学校。

1996年新加坡华裔实业家李陆大先生捐款6000余万元，用于贫困地区修建学校、医院和兴办公益事业。

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捐款115万美元，用于新疆且末县中心医院扩建，并在该县修建两所小学。

1997年3月，旅美华人实业家李玉玲女士出资1000万元设立科教基金。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捐资20万元人民币兴建阜平县土门村富民小学。德国米索尔基金会向河北易县，安徽省岳西县、枞阳县，江西省南昌捐资20万马克（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用于支持扶贫开发项目。

正因为如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华克女士每次谈到何老，总是由衷的钦佩。她说：“何老最了解中国的国情，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政策、方针在他那里可以说是一部活辞书。所以别人要不来的钱，他只要到场，钱就来了，别人办不起来的扶贫项目，他只要努力，项目就办起来了。他是以还账之心，呕心沥血地从事扶贫事业，从而为中国的扶贫事业创造了多个奇迹，他对中国的扶贫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有人说没有何老，就没有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今天。他的精神、崇高的品质、宽阔的胸怀、工作作风、工作方针值得我们扶贫基金会全体同志认真学习。”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可以说何老的一生是坎坷的，政治生涯是多难的，但21年的劳动改造并没有改变何老对党的信念。为了党的事业，他历尽磨难、百折不挠；为了人民的幸福，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扶贫与何老晚年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10多年来，他全身心地投入扶贫事业，除了开会、住院，每年约有10个月时间在下边奔波。他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他的心永远像年轻人那样年轻，他的精力永远那样充沛。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他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写的报告，向中央组织部和扶贫培训小组的报告和建议；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报刊、杂志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吁；在一些扶贫济困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就达80余篇，许多报告和建议被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和采纳。而这一切工作，对于何老来说都是义务的。他说：“我们这些人多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革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了帮助我们舍了生命和财产，在最困难的时候把种子和小猪杀了拿出来给我们吃，让自家人挨饿。如今这些贫困山区还过着衣不遮体、屋不避雨、食不果腹的日子，我们心里难受呀！当此生行将结束前，给贫困地区的百姓办点实事，聊表“还帐”之心。还帐，扶贫，成了何老一生的情缘。何老就是以“还帐”之心在扶贫工作中一干就是15年！

何老退居二线不久，就被医生确诊为膀胱癌。但何老豁达乐观。大病出院后写了一首打油诗展示胸怀：“青山未遍人颜老，唯有精神死不了。报到马翁不收留，他说还是扶贫好。”

于是，他又不避寒暑，夜以继日地奔波了。何老认为，“比起战争年代倒下的战友，我能活到今天算是有福的人了。”

这就是一位耄耋老人的情怀！

一位退下来的老部长感慨地说：“何老不愧是在领袖身边工作过的人，其领导风范、人格魅力、凝聚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国家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李敬说：“何老是为中国扶贫基会事业开辟道路的人，他的个人魅力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别人也无法代替，他的思路、办法、建议不仅对扶贫事业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建议都很重视而且采纳。”

他的精神感动了中央领导。2001年，宋平同志给何老写信说：“何载同志，你以如此高龄仍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并为贫困农村张罗办事取得那么大的成绩，让我深为感动。”

李先念生前对何老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政府推动不了的事，被老同志们做成了，东西互助、干部交流、培训意义不可估量。”

温家宝、曾庆红、张全景、姜春云、陈俊生、吕枫、林乎加、杨钟等对何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到2000年底前，中国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由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0.7％减少到3％。联合国组织认为是“成功得多的国家”。国际社会把我国扶贫工作上的这一成就欣喜地称为“奇迹”。

“温饱有余，衣食无忧”曾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愿望，是无数志土仁人和革命先驱流血牺牲的目标之一。全国亿万农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在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一件大喜事，可庆可贺！

 

百岁老人何载

（本文荣获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老年学学会2010年10月在江苏省扬州市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老年人才论坛”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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