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贞民，1940年生，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蔡高村人，196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中共党员，大学教授。毕生在教育战线上摸爬滚打，先后任教于万荣中学、孙吉中学、运城学院，直至退休。编著有《真言实感集》一书等。“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英名世代相传，早已像“森森古柏”一样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孙吉镇（古称河东，汾阴荣河天兴）一带的父老乡亲更是把诸葛孔明当作智慧的化身去景仰，视作神灵的牌位去供奉，以求得神灵护佑，家庭和谐，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民间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和故事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希望大家翻阅一下临猗县诸葛亮文化研究会编撰的《诸葛亮文化研究文集》等资料，一看便知。
现在，我们穿越时空到诸葛亮生前供职的地方——蜀汉之地成都，看一看他在皇帝、臣子心中高深莫测的地位和影响吧。大家知道，景耀六年（263年）皇帝下诏为丞相诸葛亮建庙于沔阳。武侯祠建于公元303—334年之间。出于对诸葛亮的无限敬仰，蜀地人对武侯祠也“爱屋及乌”地无限敬仰和呵护。东晋荆州刺史桓温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收复蜀地时，在一场激战中，成都城内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毁坏了，唯有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独存，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在参战双方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表达了蜀地百姓对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英雄的深切怀念。
说到这里，不由地想到我们老家天兴村的武侯祠。天兴武侯祠，据相关资料表明，始建于公元264年至269年之间，是由诸葛亮之孙诸葛京举家辗转、迁移到河东大地时建造的，换句话说，建于其爷爷生身之地。郭清华在《三国风云定军山》一书中说，诸葛京为眉令时，在爷爷病死之地曾修建武侯祠，由此证明，天兴武侯祠绝非空穴来风，主观臆断，纸上谈兵，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可信度是不言而喻的。
天兴武侯祠早于成都武侯祠半个多世纪，这在交通不发达、信息沟通十分困难的封建社会是预料之中的事，两祠遥相呼应，相映成趣，也符合中国文化“成双结对”的理念。除沔阳武侯祠外，天兴武侯祠完全应该坐上第二把“交椅”。遗憾的是，天兴武侯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却“灰飞烟灭”而成为千古遗恨。为什么成都武侯祠能在战火纷飞的古代毫发无损地保存下来，而天兴武侯祠却沦为废墟呢？这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话题。难道诸葛亮家乡的人们对自己的先祖“忘恩负义”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既然这样的假设不存在，那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呢？要解开这个谜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是把话题转到成都武侯祠上吧。武侯祠是什么时候迁到成都的呢？目前不得而知。为什么把武侯祠跟刘备灵庙迁移到一起呢？诸葛亮一生建树多多，功绩卓著，得力于刘备三顾茅庐，蜀汉帝基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诸葛亮的聪明智慧和忠心耿耿打造的。把他们迁到一起，以良相伴明君，是对他们“鱼水”君臣的认可，同时也是想以诸葛亮的大名来继续辅佐死去的刘备，这是儒家文化中君臣观念的强烈体现。蜀地人民能用迁址武侯祠于惠玲、汉昭烈庙旁，既传承了诸葛亮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又给这个名胜景点注入了活力，丰富了景区的文化内涵，扩大了成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我们临猗县诸葛亮文化研究会却处在艰难起步的阶段，欲取得较大进展，除收集整理诸葛亮相关史料、传说和故事外，还有许多繁杂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实施，当前最为关键、最为现实的补救举措是，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天兴村武侯祠遗址上尽快把广大群众日思夜盼的武侯祠重新建立起来。如此一来，诸葛亮文化的传承，天兴村武侯祠产生的影响力和轰动效应将是无法估量的。君若不信，请拭目以待，成都武侯祠今天的盛况，就是天兴村武侯祠的明天！
随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的重视，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民间历史遗迹浮出水面，需要人们去挖掘，去发扬光大。综观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武侯祠早已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甚至帝王将相拜谒祭祀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唐太宗开始，帝王在制定重大政策时，往往以诸葛亮为榜样，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树立了十六位“忠臣”作为楷模，在众多的三国历史人物中，只有诸葛亮一人入选，“春秋二时择日致祭”，唐宣宗时由每年两次的祭祀提高到“四时祭祀”。闻喜县裴柏村走出去的唐代名僚裴度也拜谒过武侯祠，在他撰写的《蜀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一文中，对诸葛亮充满了仰慕钦敬之情。即使到了晚清，重臣左宗棠也自比诸葛亮，常号称“老亮”或“今亮”，一旦得意，辄曰：“今亮似优胜于古亮矣”。为彰显自己的才华，他曾提着独家定制的灯笼，上书“老亮”二字，往来于长沙城中，人称“亮灯”。
作为诸葛亮家乡的后人，临猗县诸葛亮文化研究会的一员，面对此情此景，有何感慨？我们任重道远，使命在肩，当鼓起勇气，砥砺前行，来不得半点的懈怠和迷茫，来不得些许的犹豫和叹息，如其不然，我们羞为诸葛亮家乡的子民，愧对威震朝野的先贤。趁此阻击疫情的暇隙，八旬老翁缅怀诸葛氏，也算是对“防疫”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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