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2020年3月下旬至今的一个月内，9位“70后”干部晋升副部级。其中，出生于1976年5月的任维履新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刷新了目前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纪录。

在近两年的省部级人事变动中，媒体及大众关注的焦点已经从“60后”转移到了“70后”身上。他们现任何职，有何特质？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工作岗位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通过三个关键词解读省部级干部队伍里的“70后”——他们，不只是“年轻”。

今天，我们解读第一个关键词——“壮大”。

4月17日，浙江省政府网站发布调整部分副省长分工的通知，副省长刘小涛的职责得以明确——负责司法行政、综合交通运输、国有资产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等方面工作。此前，1970年7月出生的刘小涛被任命为浙江省副省长，晋升副部级。

包括刘小涛在内，全国“70后”省部级干部目前至少已有29人（数据根据公开信息统计）。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截至2020年4月21日，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三个领域

以任职经历看，29名“70后”副部级干部多数来自三个领域——地方党政机构、金融或国企系统、纪检监察机构。

上述干部的现任职务显示，大部分“70后”副部级干部在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任职。

这些干部主要从地方党政系统升任，如连茂君、费高云、赖蛟等，他们已在地方各级单位工作多年，大多拥有区县党政“一把手”或跨省任职经历。还有一部分来自金融或国企系统，如郭宁宁、李波、杨晋柏等，他们在由企业领导转任省级政府副职的过程中晋升副部级。

“拥有地方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部提拔任用中一贯强调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在接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地方工作可以体现和提升干部的能力。干部在地方工作能积累很多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这些能力和素质往往不是在书本上能够学到的。

此外，还有一些“70后”副部级干部不在地方任职——蒲宇飞、周亮、李欣然是出身纪检监察领域的三名干部，他们都曾在中央纪委工作，现任职务也与监督管理相关：蒲宇飞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亮和李欣然分别担任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和中央纪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组组长。

一个月

在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任职的“70后”副部级干部大多担任省级政府副职，这其中就包括今年3月下旬至今的一个月内履新的9名干部——

根据公开信息，2019年全国至少有8名“70后”干部迈入省部级行列。而目前“70后”副部级干部的晋升频率已远远超过去年。不难想见，省部级干部队伍将迎来越来越多的“70后”面孔。

全国拥有“70后”副省级干部的省份也由此扩展至22个，包括除北京外的3个直辖市，以及除新疆外的4个省级自治区。其中，贵州省委领导班子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中各有2名“70后”副省级干部。

随着越来越多的"70后"干部走上重要工作岗位，年轻干部的任职领域也在不断扩大。

3月25日，空缺长达5个月的大连市政府“一把手”岗位迎来新人——此前担任天津市和平区委书记的陈绍旺被任命为辽宁省大连市代市长。大连市作为副省级城市，其政府“一把手”职务为副部级。这也是全国副省级城市政府“一把手”中首次出现“70后”干部的身影。

两种特质

汪鸿雁2008年3月任湖北省十堰市代市长，是当时湖北省最年轻的地级市政府“一把手”。

周红波2011年11月任南宁市市长，是当时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唯一的“70后”市长。

时光辉2013年3月当选上海市副市长，成为全国第一位跻身省部级的“70后”干部。

……

“年轻”，是“70后”省部级干部群体最显著的特征。目前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是本月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任维，他出生于1976年5月。

任维毕业于清华大学，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干部在“70后”省部级干部群体中占据半数，更有不少干部拥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农艺师、高级政工师等专业职称。这正是“70后”省部级干部群体的另一大标志——知识化。

“我们始终将干部的知识化放在干部选用的重要位置。年轻干部只有专业知识过硬、实践经验丰富，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才能有宽阔视野，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在接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谈到。

拥有高学历的年轻干部队伍不断壮大既是经济社会发展、教育程度提高的必然现象，也是推进地方和特定领域工作的重要需求。

当前我国处在向现代化进军的关键时期，对干部的知识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干部队伍若不具备相应技能，则很难做好相应工作。拥有专业技能的年轻干部成为省部级领导对提高我国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现代化建设也都具有积极意义。

“知识背景决定了干部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投身到各个领域，对于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戴焰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