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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永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不同体制的人们，都是无差别的严峻挑战。正因为“无差别”、正因为“严峻”，我们才能更加看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叫“举国体制”、什么叫“各自为政”，什么叫“生命第一”、什么叫“群体免疫”……截至7月5日，人口占全球4.25%的美国，累计确诊病例287万例，确诊人数占到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26%，仅6月份一个月，确诊病例就暴增87万例。而我们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占全球18.46%），又是首先与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遭遇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8.5万例，仅占全球的0.77%。
作为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先进医疗技术、又是最早与我国停航的国家，美国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就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为了经济利益、为了选民选票，不敢像我们这样按下经济发展的“暂停键”，不能像我们那样采取类似“封城”的严格管控措施，只能任由数百万生命暴露在未知的病毒面前。而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始至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竭尽所能救治患者，用最有力的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所以，今天我想以“永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为题跟同志们作个交流。
一、永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首先要认清“我是谁”
我们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必须要有参照系，有“低”才能显出其“高”；只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摆正人民的位置。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人民群众面前，是把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还是恭恭敬敬的“店小二”？是自以为高明的“精英”，还是虚心求教的“学生”？是光彩照人的“珍珠”，还是朴实无华的“泥土”？
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要求我们选择后者，因为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货币叫“人民币”，我们的权威媒体叫“人民日报”，我们党员干部叫“人民勤务员”。这些称呼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但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界的眼光看，这都是一种鲜明的标记，说明“人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战争年代，我们部队里的干部叫“指挥员”、战士叫“战斗员”、做饭的叫“炊事员”，大家都是其中一“员”，是平等的。国民党的军队里则叫“长官”“伙夫”，身份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从根子上的区别。但是，这些年，有些称呼渐渐开始异化了，“人民警察”习惯于被称为“警官”了，“人民公仆”开始享受“当官”了，更有甚者，有的人已经不满足于称呼上的变化，而是肆无忌惮耍起了“官威”。这都是与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曾在菏泽给市、县的书记们念过一副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说明了干群关系，落脚点就是告诫各级官员们，要记得“自己也是百姓”。记得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和人民在一起——就是说自己本身是人民一分子，在他们之内而不是在他们之上”，他还讲，对人民要“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70多年前，旧中国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感悟，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更要将心比心、不忘初心。所以，不管是什么岗位上的干部，都要把走进群众、融入群众当成一个课题、一种使命，不要总觉得自己知识多、职位高，不要总觉得农村脏乱差、农民见识浅，相反，我们要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那么，怎么才算真正融入百姓、得到百姓的认可了呢？我觉得有两条非常简单而现实的检验标准，一是有没有给你报信的，二是有没有为你求情的。这两条标准，都是有出处的。
第一条，来自当年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影响全国的“打、砸、抢、烧”恶性事件，事件导致瓮安县委、县政府和瓮安县公安局、财政局被烧毁，一百多名公安干警被打伤。这起事件的直接起因，是6月22日凌晨，一个叫李树芬的女学生溺水身亡，在社会上引发了种种猜测，大量群众被错误舆论裹挟，导致了最终的群体性事件。也就是说，从李树芬溺水身亡，到最终发生“打、砸、抢、烧”事件，经过了7天时间。这7天内，各种谣言满天飞，一些群众已经有组织串联的迹象，但当地党委、政府没有信息来源，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事后，一名中央领导同志发出这样的疑问：经过这么长时间，出了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一个向当地领导报信的？！
大家再想一想，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国民党还派特务来搞破坏，但是来一个抓一个，特务们根本没有容身之地，因为广大群众都是我们的情报员，特务一落地，群众就报信。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在自己工作的领域内，如果基层出现了什么情况，有没有人会主动跟你透个信？
第二条，给大家分享两件真实的事情。前几天我在微信公众号分享了一篇文章《陈金庭同志，你在哪里》，这是龙口籍老将军丁钊回忆的一个故事。陈金庭是烟台莱阳人，跟着部队打仗打到福建，有一天奉命到村子里剿匪，发现一个青年拿着大砍刀慌慌张张跑到一个院子里。陈金庭追赶过去，几次对青年大喊：“放下刀！举起手来！”但由于南北语言不通，青年根本不听。陈金庭就以为青年是土匪，开枪把他打死了。后来才发现，被打死的青年是个贫苦农民。部队为了维护军民关系，决定枪毙陈金庭。陈金庭知道后，坦然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挽回影响。”更感人的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元钱交了最后一次党费。结果在审判大会上，群众得知事情真相后，卖棺材的说：“我的棺材不卖了！”被打死青年的母亲也冲上台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不能再让这个战士牺牲了。就这样，群众一致要求不要枪毙陈金庭。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也达到了教育群众的效果。
和这个故事同样令人震撼的是著名的“耿飚之问”：1991年，老一辈革命家耿飚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陇东某县，晚饭后突然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群众，诉说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耿飚就召集当地干部开会，说起50年前他任副旅长时，部队曾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部决定枪毙他。这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跪下为这个战士求情。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仍是跪地不起，最后，耿飚只好含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讲完后，耿飚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这一问，把在场的干部问得哑口无言，有的甚至痛哭失声。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今天的课堂上，在座的各位，既有驻村快三年的第一书记，也有基层的科局级干部，如果你们犯了事，会有群众给你们求情么？
在大家的日常工作中，可能没有人把刚才说的这两条作为一种追求，但这却是对干群关系最实在的检验、最真实的拷问。等我们都能非常坦然、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算真正摆正了与老百姓的关系。
二、永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关键要牢记“为了谁”
关于“为了谁”的答案非常明确，当然是“为了人民”。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为民”的思想一直源远流长，白居易的“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传递的都是一心为民的情怀和理念。我们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对于这句天天挂在嘴上的“为人民服务”，有些同志却不见得能完全落到行动上，甚至做了不少名为“为民”实则“伤民”甚至“害民”的事。
比方说：有的干部平时与困难群众不联系，逢年过节的时候，上级要求走访慰问困难群众了，就让村书记选个困难户，去送袋米、送桶油，送完就走。更有的前呼后拥、层层陪同，领路的、拍照的一大堆，送的那点东西甚至赶不上汽油钱。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为民”，不如说是“作秀”。前段时间，市委办通报了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个事例让人印象深刻：某电商企业负责人反映，去年营改增期间，税务部门通知领取几十元的退税，当时他本人在外地出差，就表示要放弃，结果税务部门答复必须在规定期限内领取，否则后期将会进行处罚。他只好安排专人专车到市区办理相关业务，来回油费加上高速通行费一共花了300多元。这是“为民”，还是增加群众负担呢？！
要知道，“为人民服务”不是嘴上喊的，不是让人看的，而是要扎扎实实做的。
第一，要真正做到为民，就要把小事做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在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毛主席作出这些要求的时候，不是在我们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而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这足以看出毛主席对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指出，“我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把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解释得非常明确，需要我们做的，就是要把群众的诉求一件一件收集起来、一件一件解决好，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社区管控最严格的时候，群众反映最集中的就是“买菜难”问题，为此，我们一些基层党组织积极行动，搭建“送菜到家”绿色通道。社区干部把辖区群众纳入自己的微信群、朋友圈，随时看信息、听召唤，老张家需要买2斤肉、老李家需要买5斤蛋......事无巨细，真正当好了群众的“代办员”，受到群众欢迎。为了做好隔离群众的服务保障，社区工作者把“家”安置在冰冷的楼道里，没有取暖设备，一把凳子、一张行军床、一床被就是全部“家当”。他们在楼道里24小时轮流值守，除了“代办员”，还给群众当快递员、清扫工、搬运工，把工作做到了百姓的心坎上，用细致的工作和耐心态度，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再比如，我们发现在城市基层治理当中，有一对突出的矛盾，就是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在老旧小区，物业公司是弱势群体，虽然也干活了但物业费有时候收不起来；在新建小区，物业可能比较强势，业主成为弱势群体，交着高额物业费却享受不到应有的服务。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烟台创建了“红心物业”党建品牌，在两方出现矛盾时，社区党组织站出来一肩挑两头，一头是物业，一头是业主。在物业，我们通过建立物业党组织，加强对物业的管控并进行评星定级，对存在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直接列入“黑名单”，以后限制进入物业行业。对居民来说，难在组建业委会，单靠群众个人无法抗衡物业组织。我们通过先建社区党支部，在党的领导下组建业委会，吸收党员广泛参加。通过两边建组织、交叉联任，把物业和业委会拧成一股绳，实现事务联商、服务联办，形成治理合力。这些小事就直接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这是我们都应该始终牢记的。
第二，要真正做到为民，就要把大事做实。为人民服务要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绝对不能作秀，更不能做表面文章。牟平有个老报馆，里面有张报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报纸上报道的是当年我们党中央战略撤离、胡宗南占领延安以后，为了迎接中外记者采访，标榜自己的功劳，胡宗南曾经在延安专门设置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服务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等。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因为张贴的通告说，延安城内不论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救济金法币二十元，或者布二尺，或者米二升。但是“为人民服务处”门口拥挤了几天之后，胡宗南发现老百姓依旧不说国民党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这就说明是否真心为了群众，群众是最清楚的。即使搞一些花架子，哪怕是给群众一些小恩小惠，但是不走心，群众也不会买账。现在有个别地方为了在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有个好成绩，就在临近测评的时候，组织机关干部入户走访，名义上是听取意见，实际上就是去说个好话，让群众在评议的时候能给打个“满意”。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也许一时有用，但最终却会透支群众的满意度。我们不是说入户走访不对，而是这种投机式的入户走访要不得，入户走访更应做在平时、做在经常。要想得到真正的群众满意度，还得靠真功夫、实功夫，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第三，要真正做到为民，就要把好事做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认识“功成不必在我”，要“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经过历史沉淀后真正的评价”。这就要求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必须贯穿我们工作的全过程。而且，很多民生项目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必须一代接着一代干，代代接力、久久为功。
前段时间，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期间，再次强调的“右玉精神”，就出自山西省右玉县，那里曾经生态环境恶劣，但历届县委、县政府团结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坚持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全县森林覆盖率由不到0.3%提高到54%以上，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我理解，这就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其背后体现的是我们党的价值追求，其结果是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疫情虽然已经趋于缓和，但考验我们为民之心能否持久的大考仍在继续。我们能不能像防疫期间干部下沉一线那样，把随时守在群众身边，随时听从群众召唤的好做法坚持下去？能不能像防疫期间测体温一样，一个不少地了解辖区群众的衣食冷暖？能不能像防疫期间定时给公共场所消毒一样，不厌其烦地履行好每天的份内职责？这是需要每一名共产党员认真思考，并用一生去努力践行的使命。
三、永远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根本要弄懂“依靠谁”
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党就是靠了广大人民群众“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无私支持，才取得了全国政权、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在这次疫情防控斗争伊始，总书记就特别强调，“要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回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总书记深情指出，“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广大人民群众识大体、顾大局，自觉配合疫情防控斗争大局，形成了疫情防控的基础性力量”。我在工作中很深刻的一点体会就是，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秘诀。
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不想、不会、不能依靠群众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一是不想依靠群众。有些同志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群众，而是其他人、其他力量。比如，面对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和村书记，他们对怎么招商引资都很有想法，但却很少考虑怎么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我经常讲，引进资金、资本我们是欢迎的，特别是一些大的公司、团队，本身就有很好的管理经验，而且他们大都是带着资金下来，有这些资本的投入，农村的面貌可能会更快得到改变。但是，如果单单是引进了资本，群众除了拿到一点地租以外再没有其他方式参与，那么，群众的获益极其有限，这个时候党组织在其中哪怕是帮着把土地流转起来了，那也是领着群众给资本打工，这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所说的和资本的合作，是要掌握主导权，尤其是收益分配权。如果党组织只是领着群众给资本打工，那么群众就不会觉得村里的发展是自己的事，即使将来村庄发展了，那也是物质上的、形式上的，而不是有内涵的发展，就不会有人心的依附。
二是不会依靠群众。现在很多干部机关化倾向明显，对一级压一级、一级抓一级的体系比较习惯，拟个文件、发个通知驾轻就熟，但对怎么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工作却没有什么办法，甚至为了不与群众打交道、少与群众打交道，而走一些歪门邪道。从2017年开始，我们集中力量把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村干部全部清理出去。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这些被清除出去的人，之所以当初能当上村干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时的党委政府在物色村书记、主任人选的时候，不是听群众的意见，而是看谁听话、谁好使、谁能把事摆平，却忘记了这些人为什么听话、为什么好使。他们在你面前装的每一丝笑脸、做的每一点小事，都会加倍从老百姓身上夺回来。不把他们清理出去，群众怎么能答应？！
三是不能依靠群众。胶东革命纪念馆有张老照片，反映的是一个班长在打了一天仗之后，烧了一壶水给小战士洗脚。这张照片总是很打动我。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这首诗里写道：“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现在有个别干部“官瘾”比较足、“官气”比较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群众之上甚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把干群之间本应融洽的“鱼水”关系变成了生硬的“官民”关系，这就导致有时候我们想依靠群众却依靠不了。比如有的地方在森林防火、创城等工作中，靠的主要是党员干部和专业队伍，群众只是站得远远地看热闹，甚至指手画脚。终究根源，就是我们的干部在平时与群众沟通少、见面少，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感情联系都没有，群众凭什么相信你，凭什么愿意跟着你干？
参加今天开学典礼的是市派第一书记和部分科级干部，大家的岗位和工作与基层距离更近、与群众关系更紧，更应该学会依靠群众。
第一，依靠群众就要尊重群众，善于集中群众智慧。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我和一些村书记交流，觉得他们都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人。我到群众当中去听、去看，也总感觉收获很多。我手机里有不少村书记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微信，在研究政策、推动工作的时候，除了听取有关部门和科室的意见，肯定要听听这些基层同志的意见。他们觉得可行可接受，这个政策我才觉得心里有底。
我的切身体会是，不论做什么工作，知识缺了，就要到群众中去学习；办法少了，就要到群众中去寻找；工作难了，就要到群众中去请教。到一线拜群众为师，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土办法”集中起来，就能变成我们解决问题的“金点子”。回首我们党推进改革的历程，大多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相结合的产物。这次疫情防控，基层群众也有很多的创新创造，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
大家在基层工作，也不妨多用用这个办法，遇到难题了不妨到村子里、百姓家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一定会深受启发。但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大家一定要尽可能地多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扑下身子去真正搞些调研，而不要提前选好点、设计好路线，走马观花看一看，这样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增加群众的反感。
第二，依靠群众就要组织群众，善于调动群众力量。党员干部的本事再大也是有限的，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去做群众的工作，由群众去团结更多的群众，才能凝聚起最大的力量。有一本书叫《解放军为什么能赢》，书中分析，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构筑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组织体系，这套系统在当时那个年代，可以说非常精密、高效，但唯独有一点，国民党困守大城市，脱离群众，到了战争紧要关头，一旦哪个城市失守，一大片地方就会失灵。我们党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交通效率是比较低的，到了农村基层基本就是靠人传人，但每名党员都能团结群众、组织群众，一个地方哪怕只有一名党员，也能团结带领一大批群众去战斗，而且总体路线不会出现大的偏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党能坚持敌后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次疫情防控的情况看，城市社区党组织工作力量在战时配备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社区几名工作人员要服务几千甚至上万人。这在平常，勉强可以满足社区的运转和群众需求，可一旦发生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紧急突发情况，可能就要捉襟见肘、甚至出现瘫痪。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社区工作重点要从“服务群众”向“组织群众”转变，角色定位要从“保姆”向“组织者”跨越，在平时就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服务自己。
在这方面，我们烟台有不少的例子。比如大海阳社区，通过有效把群众组织起来，社区就像一个小型的共产主义社会，大家以劳动换劳动，以服务换服务，争着为集体做贡献，甚至有80岁的志愿者去照顾不能自理的70岁的老人。这完全是一个城市社会治理的范本。再比如衣家村，群众还是那些群众，但一经组织起来，群众的力量就变得不可阻挡！我们这些年大力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终目的不仅仅是群众增收、集体致富，更是要通过合作社这个载体，把群众组织起来，凝聚到党组织周围。这是任何资本和大户来发展合作社都不可能实现的效果，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地方。现在看效果确实不错，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疫情防控中，不管是入户摸排还是设卡值守，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比其他村做得都好。
第三，依靠群众就要教育群众，善于凝聚群众共识。教育引导群众和相信依靠群众是辩证统一、不能偏废的。反思近年来的工作，我们对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的要求容易理解、用力较多，但对教育引导群众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出现偏差。一些同志对群众的意见不加辨别、对群众的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完全迁就个别人的不合理要求和非理性行为，到了关键时刻，工作就叫不齐号，基层组织的组织力就要打折扣。
我们教育引导群众，就是要把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群众，把我们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绩告诉群众，进而统一群众思想、凝聚群众共识。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我们为什么能迅速动员群众、凝聚群众力量？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得益于我们高密度的、公开透明的正面宣传。各级频繁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披露疫情防控最新进展，让群众看到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和行动，也了解了客观存在的困难和不足，最大限度争取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教育引导群众也要讲究方式方法、把握尺度分寸，既不能过硬，也不能过软。特别是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简单粗暴、低端低效。有些同志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这样做工作哪怕群众一时服软了，后患也就埋下了。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就是因为暴力执法、粗暴对待群众的做法在网络上引发舆情，给党委政府抹了黑。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一味迁就、金钱开路。有的同志片面强调“动之以情”“相互理解”，却忘记了“晓之以理”“依法办事”，放弃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坚持，放弃了对法治原则的坚守，甚至放弃了对日常事理的坚持，结果“理解”变成了对少数人的迁就、迎合。还有的工作拿不下来就花钱搞定，客观上导致一些群众“一切向钱看”，胃口越来越大。现在我们在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偿方面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原因导致的。而且现在回过头想想，这些干部花钱买平安，只想自己任内不出事，哪想后任怎么办、后果怎么样，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错误的、扭曲的政绩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解开群众思想上的疙瘩，让群众心甘情愿地跟我们走，而不是迫于压力。对于那些破坏法纪的少数人，则必须理直气壮地打击。让坏人受到惩戒，才能给好人以空间。
作者：于涛，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播讲：雪峰，一个有声语言工作者，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家庭教育推广者。
责编：荆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