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文坚
7月12 日，世界上最后一个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尽管万般不舍，心痛得不能自已，他还是丢下我们而去。我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悲痛的心情，也没有更多的文学才华悼念他，写下这篇短文，聊以寄托哀思。
父亲名叫孙思义，字义夫，原运城市文联主席。1935年的初春二月，父亲降生在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南里庄一个普通人家。为躲避日寇，幼小的他跟随父母，西渡黄河，到西安傅作义公馆做事。全家辗转于陕西西安、甘肃平凉等地，过着相对平安却也颠沛流离的生活。
父亲自小聪慧，七岁时给奶奶抓药，能一口气报上所有中药名字和重量，让药房先生大为惊叹。抗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继续读小学、中学。因为聪明学习好，在小学连跳三级。在汾南中学上学时，成绩优秀，尤其是作文和外语，深受校长和老师的喜爱。1953年，父亲顺利考上了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后因患重度中耳炎，肄业回家，从此改变人生轨迹。
父亲五十年代从基层乡镇起步，一步一步到万荣县委宣传部、运城地区文化局、运城地区文联。这与他与生俱来的才华、人品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又有些不平凡。
说他平凡，生活中的父亲是个仁慈善良、和蔼可亲的人。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刚回来，又骑上车匆匆忙忙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汗流浃背地回来了。我们问：“什么事这么着急啊？”他回答：“我存自行车，出来后就忘了给人家钱。”原来，他是给存车师傅送五毛钱去了。
还有一次，他在路上捡到钱，装到口袋就急急忙忙追人家，等追上时二话没说，把口袋的钱一股脑给了人家。回到家，才发现自己口袋原来的钱也没了。
生活中他从不为难别人。有一次父亲在家门口的小巷里行走，一位年轻人的车不小心刮了他一下，一下子把他碰倒在地。还没等司机下车，父亲就“忽”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司机走过来问情况，他说：“走吧走吧！我没事。”连车号也没记就让人走了。他和朋友吃饭，食物里面吃出了异物，朋友要去找老板，他说：“不要找人家了，做小生意的也不容易。”
生活中的父亲还是一个朴实无华、性格开朗的人。他一辈子没穿过西装，没穿过皮鞋，穿着打扮朴实得像个门房老头。他最大的优点是和普通老百姓能打成一片。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爱说笑话，爱讲故事。他到哪里，哪里就笑声一片。
家属院附近的街道上，修自行车的师傅、打饼子的夫妇，饭店商店服务员、药店超市售货员、拉垃圾的下苦人、门房师傅、保安，没有人不认识他。还有几位都是他的好朋友，经常到家里和他聊天。他从不抽烟，家里要是有几盒香烟，他都送给隔壁单位拉垃圾的老贾，还要给单位门房老刘。送水、送煤气的到家里，他不是倒水，就是让人家吃这吃那，热情有加，高接远送，把他们当作尊贵的客人。
平时，父亲出门办事，不是骑车，就是步行，要不打出租。我奇怪他为什么从不坐公交？60岁以上老年人坐公交免费呀？何况父亲都八十多了。父亲说：“咱是免费坐车，可上车还得让年轻人让座位，司机师傅也担惊受怕，不给人家添那个麻烦。”他一直没办老年优待证。
生活中的父亲，甘于清贫，淡泊金钱，从不贪图享受。父亲住的房子基本是危房，家里没一件像样家具；一辈子不抽烟喝酒，不打麻将，不会享受。我总是内疚，觉得两个老人到最后都没有自己像样的房子，不能享受好的晚年生活。父亲说：“我很满足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什么时候都要朝下看。”老人除了因为求学、工作去过北京几次，一辈子很少出门。他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出过境。老母亲和她结婚七十年，跟着他一辈子，服侍他一辈子，多次有到北京看看天安门的想法，我们做子女的也想满足她的愿望。父亲说：“哪里都不去，在电视上看的美美的，全世界都看了！”可怜母亲这个小小愿望到临终都没有实现。但父亲一生，不管是在北京上大学，还是在外地工作，都没有抛弃没有文化的结发妻子，和她携手走过七十年岁月，这足以让人敬佩。父亲一些做官的朋友生活都比他好，他从不羡慕人家，只过自己平平淡淡的百姓生活。他早就提出过，百年后他要火化，埋哪里都行。我有时候很内疚，父亲说：“别熬煎，别担心，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简简单单，越简单越好。”
就这样一个平凡的老头，其实不是很平凡。
他是个作家，而且是个很有名的作家。他的笔名叫义夫。这是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在山西文学界响当当的名字。在那个崇尚纯文学的年代，他曾拥有大量的“粉丝”。父亲担任过运城地区文化局创作组组长、运城地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联三、四届委员、山西省作协三、四届理事，一级作家（正高职称），百度百科词条有他的介绍。他是一名党龄超过五十年的老党员、老干部，他获得过运城市首届知识分子拔尖人才称号，被万荣评为“万荣名人”。《山西文学史》有对他的重点介绍。我上大学时，中文系老师还讲过他和他的作品，同学们知道后大为惊讶，对我投来羡慕和敬佩的目光。
父亲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五十年代作为大学生参加过国庆天安门游行，见到过毛主席、勃列日涅夫、胡志明等国家领袖；作为作家，六十年代他代表山西参加过全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和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合过影；作为文联领导，九十年代初出席全国文代会，和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过影。父亲和“山药蛋派”著名作家赵树理、王汶石、马峰、西戎、孙谦等老一辈作家都有交集，和西戎夫妇更是莫逆之交、忘年交。西戎老师生活中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写作上对他大力培养。他们性格相投，非常要好，一起合作创作过电影剧本，并拍摄播放。
从195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以来，他一生共发表了短篇小说和上百万字的作品。五六十年代，他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文学之星。正当他将要在全国范围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时候，“文革”到来，他被批为“黑秀才”，整整耽误了他十年创作的黄金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成为晋军崛起的一员。他一生以短篇小说为主，在电影、电视、戏剧方面都有涉猎。他在《人民文学》、《电影创作》、《新港》、《火花》、《汾水》、《山西文学》、《黄河》等各类报刊杂志发表了《羊胡爷爷》《两个李老头》《洋相篇》《喜宴》《花花牛》等60多篇小说、10多篇散文随笔、1部电影剧本、4部电视剧、多部戏剧剧本。他的《老贫农的来信》被人民文学重点推荐，他的《花花牛》获得山西文学1984年短篇小说一等奖头名，被《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当年《全国短篇小说选》一书；他的《喜宴》被《小说月报》转载，《老古学歪记》获得首届赵树理文学奖。他的《义夫短篇小说集》，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他创作的电视剧《探亲》、《枣树沟》、《村长杨有福》、《三打运城》（合作）受到好评；他和西戎合作的电影剧本《叔伯兄弟》，后改为《金匾背后》，被北影著名导演王好为（2022年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搬上银幕。他创作过戏剧剧本《借马》，为王秀兰创作过《把渡》，为裴青莲创作过《彩霞》，为丁桂兰创作过《和气人家》，改编过万荣县蒲剧团全省唱红的《彩楼记》，贡献过经典台词“人穷排场在，花落枝不败”。
父亲无疑是在“山药蛋派”文学方面颇有成就、山西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一个人。他也是河东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河东文化的体现者之一，是山西“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中的健将、佼佼者。
父亲被评论家称为有天赋有灵性的作家。父亲头脑中贮存着丰富的文学资源，大量的民间故事、抗日故事、“文革故事”、万荣笑话、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他出口成章、过目不忘；他善于观察、扑捉生活中的细节，又有着超强的记忆力，老家南里庄村每一个人物，每一处建筑，甚至庙前的对联，演员的唱词，他都能如数家珍，堪称一部南里庄村的“活字典”。他不仅有天赋而且有才华，又善于观察生活、熟悉生活，家乡南里庄和他蹲点过七年的乌停村，好多人物都成为他小说的原型。他写小说从不抽烟，也不见苦思冥想，更不熬夜加班，灵感来了，随时出手，一挥就是几万字，而且很少修改。家里人难得见他奋笔疾书，可一部部小说都出自他的笔下。难怪别人说他有天赋，有灵性。父亲受制于环境、地域、文化等等影响，要不他会有更大的作为。
我曾经问过他，假如当初从北京俄语学院正式毕业，现在他会从事什么职业呢？他说，没有假如，这都是安排好的。
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我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作为曾经的一名文联主席，共产党员，他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他努力工作，勤勤恳恳，清正廉洁，默默奉献，一辈子无怨无悔；作为作家，他一生用笔都在歌颂社会主义成就，歌颂他深爱的晋南这片土地。他歌颂人间真善美，宣传家乡的人和事，作品格调永远是那样风趣幽默、积极向上，人物是那样的性格鲜明，活灵活现；他一辈子清白做人，清贫做事，宁愿自己吃亏，不愿意麻烦别人；他为人谦和，心地善良，亲和力十足。作为文学前辈，他甘当铺路石，大力扶持文学新人，惜才爱才，对人品、文品俱佳的王西兰老师、李云峰老师等推崇备至、爱护有加，使他们成为河东文学界新的领军人物。对慕名前来求教的普通文学爱好者，他耐心周到、热情接待，促膝谈心，毫无保留。退休后，他发挥余热，为河东文学继续鼓与呼。
父亲首先是个大大的好人，然后是一名好党员、好干部。他的离去，是山西文学的损失，也是运城市文学界的损失，更是南里庄村的损失。对我们子女来说，失去了至亲至爱的亲人，才是最大的痛和损失。父亲的一生，犹如一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他就走了，有太多的遗憾、叹息。他就是这样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人，这样一个聪明、幽默、有才华的人，这样淡泊、清贫的一个人，晚年却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变得不认识这个世界，不认识他的亲人和朋友，失去了记忆和认知能力，卧床不起，熟悉他的朋友都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这就是事实，我们无能为力，该做的也做了，该有的遗憾也无法弥补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人间走了一个好人，河东失去了一位作家，天堂多了一颗星星。我的父亲，愿您和母亲在天堂相会，护佑着您的子孙，我们来世还是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