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保民

    孙吉是临猗县的大镇，作为古中国的一个古村落，人杰地灵，民俭俗淳。地处晋南峨嵋岭上，东披孤山朝霞，西聆黄河涛声，北仰吕梁巍峨，南瞻中条毓秀。古属宝鼎（后改荣河）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归荣河县（后合并为万荣县），1971年划属临猗县。西与陕西合阳县隔河相望，北边与万荣的宝鼎、荣河、王显毗邻，东边、南边与本县的北辛、耽子、角杯相连。

    孙吉：普通话念作“ sūn jí ”，孙吉话念作：“xùn qí（音：迅奇）”。

    孙吉，两个字组合，作为村、镇之名，自古沿用至今。

    先来说孙吉村。

    孙吉何时建村、孙吉之名如何而来？因缺乏历史记载，已经难觅其踪。据传村中的吉祥寺（中国寺庙的兴起在东汉时期，公元初）因香火旺盛，吸引了四邻八方的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寻求精神的寄托。如此以来寺旺村兴，该村逐渐成为交通顺便、远离县城的“发达”之村。按照一般村庄取名惯例，“孙吉”应该是村中望族“孙姓”加上“吉祥寺”合作而来。

    需要澄清的是，这个“孙”字却并不是现今居于村中的孙氏族人，之前的孙氏把自己的姓氏留作村名之后已不知去向。如今能够查到的是明朝嘉靖十七年（1539年）宋刚编纂的《荣河县志》里记述：“冯村市在城东北二十里，薛嵇庄市在县西北四十里，孙吉镇市在县东南二十里，已上俱古有之，……” 由此可以看出，孙吉之名应该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形成。而七甲孙氏之始祖士真公据传是在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80年左右）迁居孙吉的（现存于文昌阁里镌刻孙氏族人于明朝嘉靖八年村中凿井的石水槽即是物证），可见在他来之前这里就叫孙吉镇，所以说孙吉村名之“孙”肯定不是七甲孙氏。现居村中的其他如三甲、四甲孙氏等迁来年代不详，但应不会早于七甲孙氏，自然也不能被冠之于村名。

    近版《临猗县志》里关于“孙吉”来历是从洪洞大槐树迁来的孙氏与吉祥寺结合而来，没有历史根据，属误传。遍查孙吉村中的孙氏没有来自于洪洞大槐树的。况且，洪洞大槐树也没有往孙吉移民。

    “孙吉”之村名，全体村民有幸继承并共享，理当珍惜先民们留下的非常之荣誉。

   再来说孙吉镇。

    镇：普通话念作“zhèn”（真），孙吉话念作“zhēn”（振）。

    “镇”的本义是镇压，进而引申为“镇守”，即是反击入侵之敌的关隘（地方）。很早的时候，镇又是一种以军管方式来管理军民的行政区划单位，主政者曰镇将，统筹辖区内的一切民政和军务。

到了唐代时，镇将称节度使，节度使完全掌握了一方的军政大权。因其手中权力过大，导致了后来的藩镇之乱。

    宋朝建立后，太祖赵匡胤认识到镇将权力过大会带来的危害，为防患于未然，便坚决推行崇文抑武国策，即便是边境上的军事镇，也纳入了地方政府所辖。也就是说，到了宋代，作为纯军事意义上的镇已经开始转变功能，作为商品交易意义上的市集镇，便开始崭露头角。

   自宋代始，凡人口不能成县，而有大量商品交易的税收之地，则称为镇，故而有市镇之说，这点一直延续到明清和现在。

前面说过“孙吉镇”是个古老的名字，明·嘉靖朝编《荣河县志》就说“......孙吉镇俱古有之”。那么这个“镇”又是怎么来的呢？

同全国的情况一样，孙吉“镇”的最早来历，也是在宋代以后，宋代之前可能没有“吉镇”之名，因为它不是防御外敌的边关重镇，官府不会设“镇”。古时孙吉所属的宝鼎县（后改称荣河县）地处黄河岸边，水上运输发达，而陆路交通不便，当时通往临晋县的官道是从南樊村经小王驿站、天兴驿站向南，孙吉并不是官道上的一个驿站。而它之所以成为镇，是因为人们的出行除了步行之外，也就是牛车、马车，其活动范围不是很大。而从繁华的黄河边的宝鼎县城上来，到孙吉不足三十里，基本上符合人们的日常出行规律。孙吉又处于辐射二、三十里周边村的大致中心，又有吉祥寺的吸引，“人烟凑集”，故而形成比较繁华、集中的商品物资交易市集。随着黄河的崩塌泛滥，加上日本侵占时为运输物资而修建了简易公路，之后逐渐发达，导致了黄河水运的衰落，进一步促进了孙吉的中心地位。故而几百年间孙吉的集市一直是相对出名的。

    作为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名字，孙吉镇则是在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才开始的（阎锡山在荣河县下分设四个区政府，孙吉是第三区驻地），一直到现在（二十世纪中期曾经叫作公社）。所以，作为集镇，孙吉是古老的，而作为一级政府所在地，它自近百年前延续至今。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