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场围绕招商银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因其揭露的银行业“阴阳外包” 乱象而引发广泛关注。前员工王鸣（化名） 与吴刚（化名），分别与招商银行宜昌分行、黄冈分行及其外包服务公司的劳动争议案，最终均以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被驳回告终。这些裁决，不仅是个体维权的一次次挫败，更清晰地照见了在“假外包、真用工” 模式下，劳动者权益保障与金融业务合规性的双重困境。

核心争议：是“银行核心业务骨干”还是“外包辅助人员”？

案件的焦点高度集中：劳动者与招商银行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王鸣案中，他主张自2022年8月5日入职以来，一直在招商银行办公场所，使用银行系统，以银行员工身份独立从事信用卡客户预审、资料审核、授信审批、卡片激活，以及车贷客户资料预审、额度审批、合同签订、贷款发放、贷后管理等全部核心业务环节。 

吴刚案则揭示了更长期、更深入的业务渗透。他自2018年5月16日入职，长期以招商银行员工身份，独立从事信用卡营销获客、贷前调查、客户资料审核与录入、代表银行与客户签订合约、贷中辅助审核、贷后客户投诉处理等全流程核心业务，并全面负责宜昌分行信用卡团队的日常管理、人员招聘与培训。

两名劳动者均接受银行直属领导的直接管理与工作安排，工牌、工服、银行系统操作权限一应俱全。

而招商银行则均出示了与外包公司签订的《外包协议》，坚称他们是外包公司员工，其从事的工作属于协议中约定的“零售市场营销支持”与“业务转介绍” 等辅助性服务范畴，银行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裁决：形式大于实质的认定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采纳了银行方的观点。其核心逻辑高度一致：银行与外包公司签订的是“业务外包合同”；劳动者与外包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且从事的是外包公司承接的业务。因此，劳动关系归属于外包公司。 

这一认定，引出了一个关键质疑：当劳动者实际从事信用卡与车贷业务全链条核心工作，与外包协议约定的“转介绍”辅助角色完全不符时，为何仲裁裁决仍仅以“一纸合同”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准绳？ 

劳动者在庭审中清晰地指出，他们的工作是独立经办核心业务，全程并无“转介绍”行为。这已不仅仅是管理从属性的问题，而是合同约定与实际履行存在根本性的“阴阳”背离。仲裁庭对此“名实不符”的实质问题未作深究，采取了 “形式重于实质” 的审查标准。

“违法外包”的幽灵：仲裁庭为何视而不见？

更具冲击力的是，此类案件暴露出一个潜在的、系统性的金融合规雷区。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以及《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均明确规定：信用卡的发卡营销、领用合同签约、授信审批、交易监测等核心业务环节，必须通过银行自营渠道实施，不得外包。

王鸣与吴刚所从事的，正是这些被明令禁止外包的核心业务。这就带来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招商银行将核心业务系统性交由无金融资质的外包人员经办，是否构成了“违法外包”？面对如此明确的监管红线，仲裁裁决为何未能予以审查和回应？ 

劳动者的系统性困境与维权困局

本案是“假外包、真用工”模式下劳动者维权难的典型样本。在这种架构下：

●  责任主体被悬空：劳动者在现实中接受用工单位（银行）的全面管理，在法律上却只能向往往缺乏偿付能力的外包公司主张权利。吴刚案中，招商银行总行甚至以“不与最基层分行员工建立劳动关系”为由，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  权益保障被架空：本应基于其实际贡献和薪资水平计算的加班费、年休假工资、经济补偿等权益，在复杂的外包链条中被轻易否定。外包公司试图以远低于其正常收入水平的基数作为加班费计算标准，进一步侵蚀劳动者合法权益。

●  维权成本极高：劳动者需同时对抗财大气粗的实际用工单位和“壳化”的外包公司，举证艰难，程序复杂。劳动者提供了大量证据，包括系统权限录屏、管理记录、薪资流水等，仍难以撼动“合同形式”的壁垒。

仲裁在本案中的处理方式，未能穿透复杂的外包形式，触及劳动管理的实质，这无疑助长了企业通过“外包马甲”规避法定责任的侥幸心理。

评论：谁来弥合“法律形式”与“用工实质”的鸿沟？

案件的败诉，并非故事的终点，而是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开端。

●  对劳动仲裁与司法实践而言，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是否应更多借鉴“事实优先原则” ，综合考量用工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存在指挥管理、劳动纪律约束、报酬决定等实质性控制因素？当外包协议内容与实际工作严重不符时，是否应追究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责任？

●  对金融监管而言，当银行的“阴阳外包” 行为已在劳动争议中被反复揭露，且涉嫌违反多项金融监管法规时，监管部门是否应主动介入，对其中涉及的违规业务外包进行彻查与问责？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已受理相关举报，其调查结论备受关注。

●  对企业与社会而言，招商银行通过其工会全资控股的公司，再控制外包公司的隐秘关联关系（吴刚在庭审中揭露），是否构成了更为复杂的利益输送与风险隔离？这种“自己人外包给自己”的模式，是否已触及公司治理与公平竞争的底线？

当外包成为规避责任的“法律戏法”，当仲裁裁决与公众的公平观感产生巨大落差，我们迫切需要法律执行与监管的强力纠偏。劳动者的尊严与权益，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不应也不该牺牲在“阴阳合同”的灰色地带之中。

“阴阳外包”之下，劳动者的权益如何保障？

金融安全的底线由谁守护？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您认为在此案中应如何权衡？

期待您的高见。

来源：楚商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