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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根保
说起来，我这辈子干过一件“偷书”的事。
1966年夏天，南昌步兵学校的操场上贴满了大字报，喇叭里整天喊着“停课闹革命”。我和一个同学蹲在宿舍后面，百无聊赖，忽然发现图书馆背后有间仓库，窗户蒙着厚厚的灰。我们趴上去一看——好家伙，满屋子堆的都是书，像一座小山似的，从地上一直摞到天花板。
那天夜里，熄灯号吹过很久了，我们俩摸到那扇窗户底下。插销锈得厉害，费了好大劲儿才扒开。我先把同学托上去，他回身又把我拽上去。仓库里黑洞洞的，一股霉味直往鼻子里钻。我们不敢开灯，就凭着手感往怀里塞书，一本接一本，塞得满满当当，跳下窗户的时候，书哗啦啦往下掉，捡起来再跑，心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那一夜，我偷了一整包外国小说。
现在想想，一个穿军装的学员，半夜翻墙偷书，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干过最出格的事了。可我从不后悔。因为那一包书，是我人生的第二本书。
而我的第一本书，是连环画。
第一本书：连环画
我生在农村。穷，真穷。放眼望去，除了庄稼地还是庄稼地，除了泥土味还是泥土味。一个孩子生在那里，就像一粒种子落在一块固定的土坷垃里，不出意外的话，发芽、长大、开花、结果，都得在这块地里完成。那时候农村的孩子，很少有人想过“走出去”——不是不想，是根本不知道外面还有个“去处”。
可我偏偏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连环画。
那时候除了课本，能读到的就是连环画了。巴掌大小，上面图画，下面文字，一页一页翻过去，一个故事就完了。几分钱一本，可就是这几分钱，对农村孩子来说也是一笔大开销。我常常是攒上好几天的零花钱才舍得买一本，买回来翻来覆去地看，看得书页卷了边、封面磨出了白印子，还是舍不得放下。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名字，我最早都是从连环画上知道的。
关云长千里走单骑——那画面我记了一辈子：青龙偃月刀，赤兔马，长髯在风里飘着，一个人在旷野上纵马奔驰，身后烟尘滚滚，那叫一个英武！诸葛亮草船借箭——江上大雾弥漫，战鼓咚咚地敲，草人上密密麻麻插满了箭，那叫一个智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金箍棒一挥，妖精现了原形，那叫一个痛快！武松景阳冈打虎——赤手空拳，一顿拳脚把吊睛白额大虫打得七窍流血，那叫一个胆量！
读着读着，心里头就起了火。
那些书里的人，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胆有识的人物。他们做的事，他们走的路，跟我在村子里看到的一切完全不一样。我那时候就想：人活一辈子，难道就只能在土里刨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浑浑噩噩过完一生？不，人可以活成那个样子——有作为，有担当，能做成一番事业。
“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这个念头，就是那时候在心里扎下的根，像一颗种子，埋进了土里。
一个农村小孩，捧着几本连环画，居然就生出了这样的雄心。现在想想觉得好笑，可当时那念头真真切切，像一把火在胸口烧着：我一定要走出农村，不能在这块地里“混”一辈子。
连环画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那滋味，甜丝丝的，是希望的味道。
第二本书：外国小说
1965年8月，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我考上了南昌步兵学校机要队，穿上了军装，走进了军校。
一个农村孩子，能走到这一步，别提多高兴了。我满心想着要好好读书、好好训练，将来在部队里干出一番名堂来。可谁想到，“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停课了，整天闲着。时间一长，心里就发慌。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更是个看不得时间白白流走的人。正规课上不了，军事训练也停了，急得我团团转。
直到我们发现那间仓库，直到那一夜“偷书”。
那一大包书里，有苏联的、法国的、英国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厚厚的几大本，讲的是哥萨克人的故事，讲战争、讲爱情、讲土地，讲得那么苍凉又那么壮阔。还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那些名字，那些作品，以前只是听说过，现在居然能捧在手里一页一页地读，那感觉，就像干旱了很久的土地突然遇上了暴雨，咕嘟咕嘟喝了个饱。
后来我分配到部队当排长，读书的条件好了一点点，但也有限。全排睡一个大通铺，战士们挤在一起，呼噜声此起彼伏。我的“特权”就是一张单人床，靠墙有一张桌子。可晚上熄灯号一吹，整个营房都黑了，想看书写字还是不行。
我这个人，要是想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不可。
我找来几块木板，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小木盒子，里面安了个小灯泡，盒子的一面是空的，对着床头。这样，全排熄灯之后，我就把这个小木盒子摆在床头，打开里面的灯。灯光不大，刚好照亮书页，而且只对着我的方向，不影响战士们睡觉。
于是，每天晚上，全排的呼噜声响成一片的时候，我就趴在那盏自制的小灯下面，一页一页地读书。
《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在那样的夜晚读完的。安娜在火车站遇见渥伦斯基的那一幕，火车喷着白汽，人声嘈杂，她一身黑衣，他从车厢里走下来——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命运从此改变。她最后卧轨的那一幕，我读到的时候，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火车呼啸而来，她纵身一跃，灯光灭了，世界安静了。我合上书，半天没动，听着战士们均匀的呼吸声，眼眶湿了。
有时候读着读着就睡着了，灯也忘了关。半夜起来小便的战士看见了，就悄悄帮我关上。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小木盒的灯灭了，就知道是哪个战士帮的忙，心里头暖烘烘的。
那时候读书，苦不苦？苦。白天训练累得腰酸背痛，晚上还要趴在那个小木盒子底下看书，眼睛酸涩，脖子僵硬。可那滋味，苦中带着甜，甜得让人上瘾。
后来当了营长，当了团长，事情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重，能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这是实话，不是借口。一个团几千号人，方方面面都要操心，有时候忙完一天下来，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那些年，书读得确实少了，心里头一直觉得欠着什么，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不踏实。
第三本书：南昌起义
2002年9月，我退休了。
退下来那天，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几十年军旅生涯，就这么画上了句号。说不失落是假的。忙了大半辈子，突然闲下来，心里空落落的，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房子，风一吹，呼呼响。
有人退休后钓鱼，有人养花，有人打牌。我呢？我想来想去，决定做一件一直想做但一直没时间做的事——研究南昌起义。
可我没想到，这一头扎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刚开始那阵子，我信心满满。南昌起义嘛，不就是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这事儿谁不知道？我好歹也是个老兵，军事上懂一些，党史上也知道个大概，写写弄弄，一两年总能拿出点东西来。
结果呢？一上手就傻眼了。
先说史料。关于南昌起义的书，市面上少说有几十种，可翻开来一看，这个说起义部队有两万多人，那个说有一万八；这个说起义是在凌晨两点打响的，那个说是一点五十；这个说前敌委员会开会时争论很激烈，那个说大家意见很统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信哪个？
再说人物。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这些名字谁都知道。可你知道起义前周恩来是怎么秘密潜入南昌的吗？你知道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愿意把部队拉出来干？你知道朱德在起义中具体做了什么？南下途中部队为什么几乎溃散？三河坝分兵到底是主动决策还是被迫无奈？这些问题，你翻十本书，可能找到十种答案。
最让我头疼的是时间线。起义从酝酿到爆发到南下到失败到保存火种，前后几个月的时间，可这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时间节点搞错了，整个事件的逻辑就乱了；一个人物的作用理解偏了，对历史的判断就歪了。我经常为考证一个细节，翻来覆去查好几天资料，查到最后发现原始记载本身就存在歧义，那种感觉，就像追一只兔子追了半天，结果兔子钻进了洞里，你趴在洞口往里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
苦啊，真苦。不是体力上的苦，是脑子里的苦。那种苦，像一根刺扎在肉里，拔不出来，又咽不下去。有时候为一个问题想不通，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段话、几个日期、几个数字。老伴被我翻身的动静吵醒了，嘟囔一句：“又失眠了？”我说：“没失眠，在想事情。”她说：“都退休了，想那些有什么用？”我说：“你不懂。”
她确实不懂。一个老头子，对着几本旧书，有什么可着迷的？可我自己知道，那不是着迷，是较劲。我跟史料较劲，跟那些说法不一的地方较劲，也跟自己较劲。
我这个人笨，笨人就用笨办法。
我买来一大摞笔记本，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读到重要的地方，抄下来；有疑问的地方，记下来；有想法的地方，写下来。写着写着，笔记本不够用了，就用稿纸。稿纸写满了，一沓一沓摞起来，慢慢就有了厚度。
有些资料不好找。有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写于晚年，记忆难免有偏差。有些档案材料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简单照搬。我经常拿着一本书，读着读着就停下来，皱着眉头想半天：这个说法可靠吗？那个数据准确吗？这段评价客观吗？
有时候想得头疼，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步。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来，走着走着，忽然想通了，赶紧坐下来写。有时候踱了半天还是想不通，就放下笔，第二天再想。
最难的一次，是为一个时间节点卡了整整一个星期。起义军南下途中，在壬田打了一仗，这一仗到底发生在哪一天？我翻了十几本书，找到了三个不同的日期。每个都有出处，每个都言之凿凿。我翻来覆去地比对，查原始电报，查当事人日记，查当时的报纸，最后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脚注里找到了关键证据，才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一瞬间，我长出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觉得窗外的天都亮了几分。
就这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
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二十年间，我写下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那些笔记本摞起来，比桌子还高。有时候翻看以前的笔记，看到自己当年提出的问题，现在早已找到了答案；看到当年写的某些判断，现在觉得不够准确，就提笔在旁边批注。那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字，有黑笔写的，有红笔改的，有铅笔批的，像一幅幅抽象画。
202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南昌起义史料札记》。
拿到样书的那天，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书的封面是深红色的，像一面旗帜，也像凝固的血。我翻开扉页，看着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手微微有些发抖。
不是激动，是想起了这二十年。
我想起那些在图书馆里泡掉的一整天，管理员下班了还不肯走，催了三次才依依不舍地收拾东西。我想起那些深夜里伏案疾书的时光，老伴在隔壁房间催了好几遍“该睡了”，我嘴上答应着“马上”，一抬头已经是凌晨两点。我想起那些为一个问题卡住好几天、茶饭不思的日子，端起碗来又放下，满脑子都是那些名字和日期。我想起那些突然想通了某个关节、半夜爬起来记下来的夜晚，生怕一觉醒来就忘了。
二十年，七千多个日夜，近百万字。
一个生性愚笨的人，居然能坚持一件事做二十年。
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成功”，更不是什么“成就”。它就是我这二十年读书的一个总结，是我向南昌起义这段历史交出的一份作业。这份作业做得怎么样，要由读者来评判，要由时间来评判。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二十年，是我这辈子读书读得最苦、也最过瘾的二十年。
苦是真苦。那种苦，是钻进骨头缝里的苦，是跟历史较劲、跟自己较劲的苦。可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是药苦。药苦能治病，能让你心里亮堂，能让你觉得这二十年没有白活。
一个笨人的读书经
如今八十岁了，回想这一生，忽然觉得有些意思。我这一辈子，就认认真真读了三本书。
第一本书，连环画。巴掌大小，几分钱一本。一个农村小孩，捧着它在田埂上、在煤油灯下，一页一页地翻。那些花花绿绿的图画，那些忠臣义士的故事，像一扇窗户，“啪”地一下打开了，让我看到了外面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心里头那团火，就是那时候点着的——“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第二本书，外国小说。在深夜的被窝里，在小木盒的灯光下，在一屋子战士的呼噜声中，一本一本地读完。那些书里的人物和故事，那些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像一条河，悄悄流进了我的心里，塑造了我对人生、对情感、对命运的理解。那些夜晚，那些灯光，那些帮我关灯的战士，我记了一辈子。
第三本书，南昌起义。读了整整二十年，写下近百万字，最后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最苦，也最甜。苦的是脑子的苦，是钻研的苦，是不甘心的苦，是跟历史较劲的苦。甜的是想通之后的甜，是写成之后的甜，是没有虚度晚年的甜。
有人问我：你这一辈子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我想了想，还真说不出来有什么用。
读书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为了“有用”。它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像吃饭一样必需。连环画让我想走出农村，我走出去了。小说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广阔，那些书里的养分，在部队的那些年，一直在悄悄地滋养着我。南昌起义的研究，让我在晚年找到了精神寄托，让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每天醒来，知道自己今天要查什么资料、要解决什么问题，这种感觉，比什么保健品都管用。
如果说一定要说“有用”，那大概就是——读书让我这一生没有虚度。
我生性愚笨，这是真的。别人读一遍就懂的东西，我要读三遍五遍。别人花一年能做成的事，我花了二十年。
可我认了。
笨人就用笨办法，笨人就读笨书。一本一本地读，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读懂了，高兴半天；读不懂，明天再来。
一个笨人能做到这样，我觉得，够了。
窗外的天快黑了。我站起身，打开桌上的台灯。灯光照亮了摊开的书页，那一行行字迹清晰而安静。
明天，我还要接着读。
那个关于南昌起义的问题，我还有几个地方没想透。（作者系原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兼职教授）
消息来源 | 大江新闻·大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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