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建德

（元稹笔下的《会真记》莺莺传）

摘要：

陈寅恪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首倡“崔莺莺原型为中亚粟特人”之说，认为元稹笔下 《莺莺传》中的女主人公并非博陵崔氏高门闺秀，而是蒲州“酒家胡”出身的粟特胡女，本名“曹九九”。此说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的解读模式，将文学人物置于丝绸之路胡汉交融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此后，葛承雍教授从历史地理与考古文献角度提出“五点新证”，进一步强化了该假说的实证基础。本文系统梳理陈寅恪假说的核心论据、葛承雍的当代补证、粟特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学界的主要争议及该假说的学术意义，以呈现这一跨学科研究的完整脉络。

一、假说的提出：陈寅恪“粟特胡女说”

1950年代，陈寅恪在《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中首次系统提出：崔莺莺的原型并非汉族高门“博陵崔氏”之女，而是中亚粟特移民的后裔、蒲州（今山西永济）一带“酒家胡”中的胡姬，本名应为曹九九。其核心论据可从胡姓、胡名、胡俗与地域四个方面加以归纳。

（一）胡姓：“曹”为粟特昭武九姓之一

陈寅恪指出，《莺莺传》中莺莺被冠以“崔”姓，实为文学伪装。其真实的胡姓当为“曹”。“曹”属于粟特“昭武九姓”（康、安、曹、史、米、何等）之一，其故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在唐代入华的粟特人中，曹姓后裔极为常见，多从事乐舞、酒肆等职业。元稹刻意将莺莺附会为“崔氏”，一方面是为尊者讳——避免自己被指攀附高门，另一方面也符合唐代胡女冒称汉姓高门的普遍社会现象。

（二）胡名：“莺莺”古音近“九九”

陈寅恪考证，“莺莺”之名的发音，与“九九”的古音相近。唐代胡女常以双字叠名，如“九九”即为常见。元稹所作《曹十九舞绿钿》一诗，题中“曹十九”很可能即“曹九九”的传写之讹。此诗明确记载了元稹与一位名叫“曹十九”（曹九九）的曹姓粟特舞女的交往，与《莺莺传》中的情感经历高度吻合。换言之，“莺莺”应是元稹对“九九”音义的雅化改写。

（三）胡俗与胡艺：善琵琶、通乐舞、性开放

《莺莺传》中着意刻画了莺莺精通琵琶、能歌善舞的才艺，这正是粟特胡姬的职业特征。唐代“酒家胡”中的胡姬，往往以乐舞侑酒为生，琵琶更是粟特人的标志性乐器。此外，莺莺敢于主动追求爱情、与张生私下结合的行为，在唐代汉族礼教语境下显得颇为出格，但在粟特人相对开放的婚姻观与女性社会地位背景下，则更易理解。

（四）地域：蒲州为粟特聚落核心区

故事的发生地蒲州，地处长安与洛阳之间的两京要道，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节点。唐代蒲州聚居了大量粟特移民，形成了明确的胡人聚落。陈寅恪特别指出，唐河中府（治所在蒲州）的官署有“绿莎厅”之名，“绿莎”二字或为粟特语“Xsevan”（首领、首脑）的音译，证明当地行政机构已经深受粟特文化影响。蒲州还盛产“河东乾和葡萄酒”，“乾和”源自突厥语，与胡人的酿酒传统密切相关。凡此种种，皆为莺莺作为“酒家胡”提供了真实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陈寅恪将莺莺的真实身份还原为：本名曹九九，是蒲州某胡人酒店中的粟特裔女招待（胡姬），因姿色才艺出众被元稹所恋，后因身份低微而遭始乱终弃。这一解读也恰好解释了元稹始乱终弃的深层动机——若莺莺果为高门崔氏女，元稹绝无理由弃之不顾。

二、当代补证：葛承雍“五点新证”（2002年）

陈寅恪本人曾谦虚地称此说为“聊备一说”，留待后人证实。五十年后，国家文物局《文物》月刊原主编葛承雍教授于《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载《中国历史文物》）一文中，通过严谨的历史地理与考古文献考辨，提出了“五点新证”，有力地支撑了陈寅恪的推断。

1. 聚落证据：蒲州一带明确存在粟特移民聚落，考古与文献均可佐证。当地官署“绿莎厅”一名，经葛承雍考证，确来自粟特语，表明粟特人在当地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

2. 驻军证据：唐德宗时期，河中节度使李怀光所部多为粟特裔及其他少数民族士兵。这支多族裔军队长期驻扎蒲州，使得当地胡风盛行，胡人酒肆应运而生。

3. 物产证据：蒲州出产“乾和葡萄酒”，“乾和”为突厥语借词，与胡人的酿酒传统直接关联。葡萄酒本是粟特人经营的重要商品，蒲州因此成为胡人酒文化的重镇。

4. 酒家证据：唐初蒲州已有“酒家胡”的直接记载。元稹本人在诗中亦有“辜负酒家胡”之句，可见其与胡姬交往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当时士人生活常态之一。

5. 诗人证据：元稹创作了大量描写胡风胡俗的诗篇，其中“胡姬醉舞筋骨柔”“胡音胡骑与胡妆”等句，栩栩如生地记录了胡姬的歌舞情态。这些诗句很可能正是元稹与曹九九交往经历的艺术投影。

葛承雍的这五点新证，从聚落、驻军、物产、酒家、诗人五个维度，将陈寅恪假说从文本考据推进到历史地理实证层面，使“粟特胡女说”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

三、粟特人历史文化背景

为充分理解上述假说，有必要对粟特人的基本历史特征加以概述。粟特人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世居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布哈拉一带），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汉唐之际，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大量东来，形成“昭武九姓”诸国——康、安、曹、史、米、何、石、火寻、戊地等。其中曹国位于撒马尔罕西北，曹姓粟特人入华后多聚居于长安、洛阳、蒲州、敦煌、武威等地。

粟特人在唐朝主要从事商贸、酿酒、乐舞、翻译等职业。女性粟特人常被称为“胡姬”，活跃于城市酒肆之中，以歌舞侑酒为生。她们能歌善舞，擅长琵琶、箜篌、胡腾舞、胡旋舞，成为唐代都市胡风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粟特人为了融入汉人社会，往往采用汉姓（康、安、曹、史等），攀附汉族郡望，甚至改姓高门（如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这种现象在唐代文献中屡见不鲜，也为“崔莺莺冒称崔氏”提供了社会史背景。

四、学界争议

“粟特胡女说”提出后，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形成支持与反对两派意见。

（一）支持方的主要观点

支持者认为，陈寅恪与葛承雍的研究从文本考据与历史地理两个维度相互印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具体而言：

· “曹九九—崔莺莺”的身份伪装，符合唐代胡女入乐户、冒称高门的社会实况。

· 《莺莺传》中的情感纠葛、始乱终弃，若置于胡姬与士人的跨阶层恋情框架下，逻辑更为自洽。

· 蒲州作为粟特移民聚集区的考古证据日益丰富，如近年出土的粟特墓葬、墓志等，均表明当地胡人聚落真实存在。

（二）反对方的主要质疑

反对者则从文学虚构性与论证方法上提出批评：

· 文学虚构性：《莺莺传》是传奇小说，并非实录。崔莺莺的形象可能是元稹综合多种素材塑造的文学典型，不宜直接对应某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 论证跳跃：从“曹姓为粟特姓”直接推导出“莺莺原型是粟特人”，逻辑上存在跳跃。唐代曹姓已广泛分布于汉族平民之中，不能简单等同为胡人。

· “酒家胡”泛称问题：“酒家胡”虽是唐代常见称呼，但未必专指粟特人，也可能泛指西域其他民族女子，甚至作为文学修辞使用。

· 双字名的普遍性：“九九”这类叠名在唐代汉族平民女性中亦有用例，并非胡女专属。

（三）学术界的总体态度

总体而言，“中亚粟特人”假说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学术创见，但尚未成为史学界的最终定论。陈寅恪本人亦以“聊备一说”视之，留待后人继续探讨。目前，这一假说更多地被视为了解唐代文学与民族交融关系的经典范式之一，而非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

五、假说的学术意义

无论该假说最终能否被完全证实，笔者认为其学术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它打破了“才子佳人”的传统解读模式，将《莺莺传》置于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之下，揭示了唐代长安—蒲州一线胡汉杂居、文化互渗的社会实景。

第二，它开创了唐代文学研究与民族史、丝路史交叉互证的新范式。将文学作品中的“胡姬”形象与历史中真实的粟特移民群体对照考察，大大深化了我们对唐代开放、包容、多元文化特质的理解。

第三，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示范：即使是以虚构为主的文学文本，也可以通过姓氏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工具，提取出真实的历史信息。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小说证史”的治学路径，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结语

陈寅恪先生的“崔莺莺原型为中亚粟特人”假说，历经半个多世纪，虽然仍有争议，却持续激发着学界对唐代文学、民族关系与丝路文明的深入思考。无论最终的答案如何，这一假说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将文学想象还原为历史图景的经典案例。正如葛承雍所言：“崔莺莺是否真是粟特胡女，或许永远无法确证；但唐代蒲州确实存在过那样一群能歌善舞、敢爱敢恨的粟特胡姬，她们的人生故事，并不比传说中的崔莺莺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