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嘉宾：张忻良 ～资深金融专家、私募股权行业观察员

采访时间：2026年6月15日

【编者按】随着《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配套文件《54号文》正式落地，国资央企参与私募基金投资的监管框架迎来系统性重塑。新规以问题为导向，补齐行业长期存在的规章碎片化、监管多头化、治理零散化等短板，标志着国资私募行业彻底告别“粗放扩张、柔性监管”发展阶段，全面迈入“合规立身、科创赋能、坚守长期主义”的高质量发展新时期。近日，特邀资深金融家（国务院国资委商业信用中心首席金融学家）张忻良，围绕新规对国资私募的约束引导、民营机构发展机遇、监管模式优化、行业创新方向以及境外先进经验借鉴等话题，展开深度解读。

主持人：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近期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相关会议上，多次强调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能谈谈您如何看待监管层对于私募基金行业，特别是国资系私募基金的重视程度？

张忻良：大家好。结合当前行业现状以及《54号文》出台背景来看，吴清主席的系列讲话，为整个私募基金行业划定了发展主线，也传递出三层核心导向。

首先是回归行业本源，坚守服务实体定位。讲话明确要求全行业严格落实《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规则，推动行业发展理念、经营模式全面转型升级。国资私募基金依托国有资本信用与资金优势，在行业内体量庞大、影响力深远，监管层重点强调国资私募正本清源，就是要杜绝以往部分机构短线炒作、跟风逐利、资金空转等乱象，引导国有资本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领域，让私募基金真正发挥资本赋能产业的核心作用。

其次是压实主体责任，筑牢风险防控底线。会议着重点名违规募集、资金挪用、自融自投、利益输送以及违规代持、通道业务等行业顽疾，要求全行业加速整改。国有资产兼具经济属性与公共属性，保值增值是基本底线。监管层高度重视国资私募风控建设，就是要从制度、流程、系统多维度堵塞风险漏洞，通过穿透式监管、全流程留痕管理，守住国有资产安全红线，这也是此次行业规范整顿的核心落脚点。

最后是倡导长期主义，鼓励专业创新发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天然具备长周期属性，会议鼓励行业坚持长期主义与专业主义，发挥资本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这与《54号文》的监管导向高度契合，严监管并非限制行业发展，而是剔除行业糟粕，为合规经营、深耕主业的机构营造稳定环境，让专业机构敢于布局长期项目，打造服务科创企业的“耐心资本”。

综合来看，监管层的表态与《54号文》落地形成政策合力，意味着国资私募野蛮生长的时代彻底终结，合规经营、专业运作、赋能实体，将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硬性标准。

主持人：作为重塑国资私募生态的核心文件，《54号文》备受行业关注。结合过往国资及国资控股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您认为新规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规范，又为行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怎样的方向？

张忻良：《54号文》并非零散的政策修补，而是针对国资私募基金全生命周期推出的系统性监管规则，坚持“规范为先、发展为要”的原则，直面行业过往积累的各类问题，从设立、投向、治理、考核四大维度完成全面重塑。

第一，严控基金设立，清理低效存量。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地方、国有企业盲目跟风设立私募基金，出现基金数量泛滥、定位模糊、运作低效、僵尸基金占比偏高等问题。对此，新规明确要求坚决遏制滥设国资基金，推动存量低效基金整合重组，同时严格限制县级单位新设国资基金。这一要求从源头把控规模，倒逼国资基金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模式，每一支基金的设立都必须经过必要性、合理性论证，聚焦自身主业，实现减量提质。

第二，约束资金投向，锚定主业与战略。新规划定清晰红线，要求国资私募基金严格遵循设立初衷，资金投向必须紧密贴合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出资国企的主营业务。以往部分国资基金脱离主业、跨界投资、追逐热点的行为将被严格管控。未来，国资基金的价值评判标准不再单一依靠财务收益，产业带动能力、科创扶持成效、国有资本杠杆放大作用，将成为核心考核指标，引导资本精准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第三，强化穿透治理，完善全流程管控。以往部分国资基金存在“重设立、轻管理”的问题，内部治理松散、底层资产管控缺失，甚至异化为违规通道，滋生各类风险。《54号文》要求国有企业搭建全流程信息化管理体系，对基金底层项目、资产、资金实施穿透式监管。从募资、投资、投后管理到退出清算，全环节实现可追溯、可核查，把权力置于监管之下，从治理结构上防范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风险。

第四，优化考核机制，匹配行业长周期特性。股权投资周期长、见效慢，传统短期绩效考核模式，容易迫使管理人追求短期收益，偏离长期价值投资路线。新规提出建立以长期业绩、功能价值为核心的激励约束体系，贴合私募行业运营规律。科学的考核机制，不仅能够稳定管理团队心态，留住专业人才，更能让国资基金沉下心布局长周期项目，真正践行长期价值投资理念。

短期来看，新规会让部分不合规、管理薄弱的国资基金面临整改压力；但从长远发展分析，这是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经过本轮规范整治，国资私募基金将彻底厘清发展路径，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产业升级的核心金融力量。

主持人：新规主要针对国资系私募基金作出规范，那么以民营股东为主体的私募投资管理人，将迎来怎样的发展环境？在您看来，民营管理人存在哪些新的发展机遇？

张忻良：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针对国资私募的强监管会挤压民营管理人的生存空间，我并不认同。恰恰相反，《54号文》落地之后，合规化、专业化的民营管理人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行业也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首先，国资合规升级，催生专业管理人刚需。新规彻底斩断了以往“国资出资、民营代持、灰色运作”的违规合作模式，国资出资方为满足监管要求、规避合规风险，会更加注重合作机构的资质、风控能力与运营规范性。治理健全、风控完善、业绩扎实的民营管理人，会成为国资LP的首选合作对象，国资与民资联合设立混合所有制基金的合作场景将持续增多，优质民营机构将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

其次，分工更加清晰，民营机构专业优势凸显。国资企业普遍在资金、信用、产业资源层面具备优势，但部分机构市场化决策效率不足、早期风险承受能力较弱。而民营管理人机制灵活、决策高效、激励市场化，在硬科技、初创企业等早期投资领域经验丰富。新规引导资金流向科创、实体领域，正好匹配民营管理人的传统优势。双方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将成为未来主流合作模式。

最后，行业出清加速，优质机构抢占市场份额。监管趋严之下，单纯依靠人脉关系、缺乏核心投研能力、合规意识淡薄的小型民营管理人，生存空间会持续收窄。而坚持合规经营、深耕细分赛道、具备投后赋能能力的民营机构，将借助行业洗牌整合市场资源，提升行业地位与市场占有率。

当然，机遇伴随挑战。未来国资LP对民营管理人的尽调会更加全面严苛，信息披露、合规运作、风险管控将成为合作的基本门槛。民营机构必须主动对标监管要求，补齐合规短板，强化专业能力，才能牢牢把握行业机遇。

主持人：您提出，建议中央及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借鉴融资担保机构的审批、管理、运营以及退出机制来完善私募基金监管，请问您提出这一建议的核心考量是什么？

张忻良：提出这一建议，核心是希望私募基金行业能够搭建全生命周期闭环监管体系。融资担保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整的监管模式，覆盖准入、日常监管、风险处置、市场退出全链条，这套经验非常值得私募基金行业参考。

第一，借鉴严格准入与名单制管理模式。融资担保行业对机构设立、股东资质、实缴资本、高管从业资格都设置了硬性门槛，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更是实行常态化名单管理、动态调整。私募基金尤其是国资背景机构，可以参照该模式，抬高准入门槛，建立管理人、出资方白名单制度，从源头筛选优质主体，提前规避先天风险。

第二，推行分类分级监管，实施差异化管控。融资担保机构会根据经营状况、风险等级、合规水平进行评级，监管部门针对不同等级机构采取差异化检查、业务限制、政策扶持等措施。私募基金行业同样可以建立评级体系，结合合规情况、风控能力、服务实体成效划分等级，对高评级机构简化检查、给予政策支持，对风险偏高的机构加大监管频次、限制业务范围，提升监管精准度。

第三，健全市场化退出与风险处置机制。融资担保行业拥有完善的整改、约谈、业务限制、牌照吊销等退出路径，对于经营不善、风险突出的机构，能够及时推动重组、清算、退出，避免风险持续蔓延。当前私募基金行业仍存在部分僵尸基金、低效机构长期滞留市场的问题，占用监管资源、积累潜在风险。参照融资担保行业的退出机制，能够让低效、违规机构有序出清，净化行业生态。

总而言之，私募基金监管不能只停留在政策发文、口头要求层面，要像融资担保行业一样，构建“事前准入、事中管控、事后出清”的完整闭环，既守住风险底线，也为合规经营机构营造公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主持人：结合《54号文》整体内容，请您解读一下，新规为整个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带来了哪些创新发展机会？

张忻良：每一次重大监管变革，都会重构行业格局，催生全新的市场机会。《54号文》在划定合规底线的同时，也为行业创新打开了空间，机会主要集中在三大方向。

其一，合规风控与数字化服务迎来蓝海市场。新规对穿透式监管、信息化系统、信息披露、台账管理提出硬性要求。不少地方国资基金、中小基金机构，自身数字化能力、合规团队配置不足，难以独立满足监管标准。这就带动了基金管理系统开发、合规咨询、数据监测、第三方投后运维、信息披露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专业化第三方服务机构将迎来快速增长期。

其二，细分实体赛道成为投资创新主战场。新规引导资本脱离纯金融套利领域，聚焦国家战略产业、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赛道。半导体、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现代农业等实体产业，成为私募基金布局的核心方向。深耕实体细分领域、具备产业研究与资源整合能力的基金，将获得政策、资金双重倾斜，赛道专业化、投资精细化成为行业创新主流。

其三，合作模式创新，混合所有制基金迎来发展热潮。新规厘清了国资、民资合作的合规边界，打消了双方合作的合规顾虑。“国资提供资金与信用、民营管理人负责专业投研与运营”的混合所有制基金模式，将不断迭代创新。双方可以在治理结构、收益分配、激励机制、投后协同等方面探索市场化合作方案，融合两类资本的优势，打造全新的基金运作模式。

监管的本质不是束缚创新，而是规范创新。《54号文》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的合规跑道，让各类市场主体在规则之内大胆探索、良性竞争，推动行业创新朝着服务实体、创造价值的方向稳步前行。

主持人：您还提到，可以学习英国、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私募基金的监管经验，建立行业创新容错机制，具体有哪些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张忻良：美英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私募基金市场发展时间长、体系成熟，在“严监管”和“促创新”之间找到了良好平衡，其创新机制与容错制度，非常值得国内行业参考借鉴，核心有三点经验。

第一，设置合规“安全港”规则，明确边界、降低合规成本。以香港有限合伙基金、英国RAIF基金为代表，当地监管部门出台了清晰的“安全港”条款，明确投资者、管理人的行为边界，界定哪些运营行为属于合规范畴，打消机构因规则模糊产生的经营顾虑。这种模式既保护了投资人合法权益，也给予基金运作足够的灵活度。国内可以结合行业现状，细化合规细则，明确容错边界，减少机构无谓的合规负担。

第二，出台配套政策，扶持长期创新资本。美英等国家为鼓励长期股权投资、支持初创企业创新，推出了差异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投资周期越长、投向科创领域比例越高，享受的政策红利越多。这类政策能够有效引导资本做“耐心资本”，契合我们当下鼓励长期投资、支持科创发展的导向。未来国内可以逐步完善配套财税政策，用市场化手段引导资本深耕长期项目。

第三，运用监管科技，实现智慧监管与柔性容错。境外成熟市场普遍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监管科技，对基金资金流向、投资行为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同时，对于首次轻微违规、主动整改的机构，采取约谈、警示为主的柔性监管方式，实行容错纠错。国内也应加快监管数字化建设，用科技提升监管效率，推行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为行业创新留出试错空间。

借鉴境外经验绝非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阶段、国资特色、监管体系取其精华。最终目标是构建“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创新有空间”的行业生态，让私募基金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主持人：结合本次解读，最后请您对《54号文》落地之后，国内私募基金行业尤其是国资私募的整体发展趋势做一个总结预判。

张忻良：综合政策导向、市场环境、行业现状来看，我对行业未来发展保持乐观，整体判断为短期承压阵痛，长期向好提质，行业迎来结构性分化与高质量发展。

短期之内，全行业都需要适应新规要求，存量违规业务整改、内部制度重建、系统升级都会带来一定运营压力，部分小型、弱势机构会被市场淘汰，行业进入深度出清阶段。但从长期来看，本轮监管改革是行业行稳致远的重要转折点。

对于国资私募基金而言，《54号文》推动其完成自我革新，彻底告别粗放运作模式，回归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实体经济的本源。未来国资基金将更加注重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运作，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杠杆作用将充分释放。

对于民营私募基金管理人而言，行业洗牌过后，合规、专业、有产业能力的机构将脱颖而出，与国资资本开展深度协同，形成国资、民资优势互补、良性发展的格局。

总而言之，《54号文》为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划定了全新的发展蓝图。在规则引领下，全行业将摒弃浮躁心态，坚守合规底线、聚焦价值投资、勇于创新探索，让私募基金真正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金融力量。

支持人：非常感谢张忻良老师带来的深度解读，让我们全面理解了《54号文》的核心内涵与行业机遇。

张忻良：谢谢，也感谢各位读者。（张忻良：国金中心主任、国促会金融与投资工作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