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山径文学社作品】（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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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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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26年6月，张先军先生在山径文学社发表《驳徐晋如、老道雅谭之杨慎《临江仙》“劣作”论》《关于徐晋如批评杨慎《临江仙》的几句闲话》等文章，引发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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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什么一流二流？
诗词圈80%的人缺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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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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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写了两篇批评“青年领袖”、副教授徐晋如关于杨慎《临江仙》偏激言论的文章，引来了一大拨徐晋如的粉丝留言。看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的样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但笑话倒是收获了一箩筐。有看过徐晋如“侯马集”的（应为《胡马集》），有看过杨慎“廿四史弹词”的（应为《廿一史弹词》），有说佛道思想“无聊”“庸俗”的，有说《春江花月夜》“不是什么好诗”的，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大多只是意气之争，争夺话语权，发泄情绪，而实际上缺乏文艺鉴赏的常识。懒得一一回复，又实在是忍不住，在这里不妨再普及一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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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经典作品的文艺鉴赏中，有的人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推为一流，把不喜欢的贬为二流或三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托尔斯泰认为《李尔王》是“拙劣之作”，莎士比亚是“附庸风雅的欺骗者”。纳博科夫瞧不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称陀氏是“二流作家”，却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顶礼膜拜。明代的“公安派”批评“前七子”盲目拟古，而清初“云间派”批评“公安派”流于俚俗，格调浅易。因为文艺价值是动态的，《聊斋志异》当年只是“孤愤之书”，今天被誉为“写狐写鬼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巴赫生前只是管风琴师，百年后才被门德尔松重新发掘为“音乐之父”。这些现象说明，审美偏好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个人气质，这种现象很正常，文艺争鸣也是推动文艺鉴赏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
那么，什么是一流作品呢？有没有客观的标准呢？个人认为，“一流”作品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具有开创性，提供新范式，发明了前人不曾有过的表达方式。如《神曲》确立了意大利语，乔伊斯《尤利西斯》重塑了叙事时间。一流作品是“规则改变者”。
二是复杂性与深度，经得起“重读”，普通作品读一遍耗尽价值，一流作品每次重读都有新发现。它对人性的挖掘、对存在困境的呈现，具有多义性，不同时代能从中读出不同的内涵，可以常读常新。
三是强大的结构自洽，无论风格如何，其内部语言、逻辑或情感结构具有高度的“必然性”，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像一座精密的建筑。
按照以上标准，把主观偏爰和与客观价值分开，是考验一个鉴赏者是否成熟理性的标志。你可以不喜欢《尤利西斯》，觉得晦涩难懂，但必须承认它是一流的作品，因为它改变了小说史。你也可以极度喜欢某部网络小说，但未必推荐它为“一流”，除非它经得起几十年后的重读。若想在历史长河中定位一部作品，不妨多问一句：“它启发了谁？改变了什么？几十几百年后还有人读它吗？”
但以上标准是否绝对的客观标准呢？答案是否定的。能够同时符合“一流”标准的三个特点的作品少之又少，一流作品也并非是完美无瑕的。这里有个残酷的真相：文学史的“一流”从来不是按统一试卷打分评出来的，而是后世不断争鸣、不断阐释、不断接受的结果——这也是接受美学的常识。
比如苏轼的词，李清照就曾尖锐批评他为“句读不葺之诗”。《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按词牌格律，“了”字本该是平声收韵，他却用上声，导致唱起来拗口。这属于“为了意思不顾调子”。而“人生如梦”的思想也只是历代文人的老生常谈。但经过元明清历代文人的反复阅读、膜拜和阐释，苏轼的“破格”被重新定义为“豪放派”的开创，“人生如梦”的思想被阐释为遭受打击后的“旷达”。换句话说，不是因为完美所以一流，而是因为被公认为一流，所以连缺陷都要被重新解读为完美的一部分。在近千年来积累的阐释传统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我们作为转述者，不由自主地被这套话语裹挟了。
同理，如果用思想创新、艺术化用、“弹词”创作目的、小说传播方式等全盘否定杨慎《临江仙》自毛宗岗选为《三国演义》开篇词以来，几百年间被广为接受传播而奠定的经典地位，这是犯了“双标”的错误：对于已经获得权威认可的经典作品，缺点也能被“大儒辩经”，强行阐释为人们可接受的内容；对于存在认识分歧的作品，即使获得经典地位，也要不断接受质疑挑战甚至诟病。然而，只要是经典作品，就说明已经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可、时间的认可。人们评价是否为一流，只是站在不同角度不同标准上，并没有绝对客观的一流标准。学术上也只有相对客观的标准，通过学理探讨，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文艺鉴赏正是因为不断阅读、不断阐释、不断接受，才更有魅力。
文艺鉴赏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是“动态共识”的过程，没有绝对不变的“一流”地位。这个共识不来自某个权威的钦定，而来自无数代人持续对话的沉淀。如果有一套绝对客观的“一流公式”，按分数给作品打分，标明等级，那文学史就成了庙堂里的神灵牌位：落满灰尘，只许仰视，不许触碰。
正因为没有绝对标准，每一代人才会带着自己的理解、情感甚至偏见去重读经典：失意的人读苏轼，读到“人生如梦”的消极；得意的人读苏轼，读到“大江东去”的豪情；考据派读苏轼，盯住“赤壁”错位是瑕疵；诗性派读苏轼，看见“江月”永恒是超越。同时也应该明白：学理探讨并非天然中立，有时也会沦为权威辩护的修辞术。要避免这一陷阱，最好的做法不是宣称“客观”，而是坦诚公开自己所用的尺子——如果以音律为第一标准，苏轼可能不如周邦彦；如果以哲理深度为第一标准，则苏轼遥遥领先。标准不同，结论自然不同，关键在于公开标准、接受反驳。
同一首诗，因为读者的不同而不断“再生”。这才是经典超越时间的原因——它不给你一个固定答案，而是给你一个永恒的提问场。
我们今天争议杨慎《临江仙》是否“一流”作品，不是要把它判为“劣作”挤出“经典作品”的圈子，而是通过这场争论，把自己的人生体验注入作品，让古人的文字在我们身上活过来。等我们这代人过去，下一代人又会带着他们的标准重新争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艺的生命。至于是否“一流”，要交给时间检验，交给历史判断。每个作品都有它的命运：《临江仙》与《三国演义》深度捆绑，未尝不是它的命运。你可能不服，但有时不得不相信命运。如果有一天《三国演义》被时代彻底抛弃，《临江仙》也将退出人们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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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以上认识，意义并不在于《临江仙》是否一流二流，《临江仙》的得失或者作为一种现象是完全可以讨论的。而是在于讨论过程中，不能无视文艺理论常识，把“主观偏爱”凌驾于“学理探讨”之上。那么，把“主观偏爱”凌驾于“学理探讨”之上，热衷争论一流二流，制造对立，危害在哪里呢？表面看只是“口味不同”，但若成为普遍风气，其危害远超想象，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否认经典，认知上陷入“价值虚无化”的陷阱。如果因为不喜欢《三国演义》，就将《三国演义》与《红楼梦》对立，否定其经典地位，甚至贬为“劣作”，这意味着否定历代大师穷尽心血建立的美学坐标系——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都将被一句“我不喜欢”“我认为不好”轻飘飘抹杀，使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文艺沉淀将瞬间归零。
第二，只从主观出发，个人审美能力將永久性萎缩。只读自己喜欢的、只承认自己懂的，等于给大脑建了一座审美回音壁。经典作品需要你调整认知框架去审视，若放弃学理探讨，既不能客观认识一个作品的价值，也不能通过文艺扩展生命维度的可能性。
第三，以审美偏爱取代理性探索，公共对话将被彻底瓦解。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在于它提供了审美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当所有人只凭“我喜欢不喜欢”争吵一流二流，我们便失去了对话的基点。代际之间、阶层之间将无法共情——老人说杜甫沉郁顿挫是顶峰，年轻人说网络歌词直击灵魂，双方若只争“高低”而不分析“为何”，文艺审美将沦为一个个无法沟通的孤岛。
第四，缺乏审美包容、制造对立是“审美的法西斯”。这句话不是骂人，而是说无视审美多元、学术开放、缺乏包容的精神，用个人情绪垄断价值评判权，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一致。这是最致命的危害：今天以这个为标准打倒那个，明天又以那个为标准打倒这个，搞到最后，本来丰富多元的文艺殿堂什么也没有剩下。这不是文艺争鸣，而是中华文明的自毁根基。健康的鉴赏姿态应该是：我不喜欢李白的豪放（个人偏好），但我承认他是伟大的（学理判断）；我热爱某首冷门诗（个人偏好），但我绝不会说它可与杜甫比肩（学理清醒）。
喜欢是感性，判断是理性。 若人人都以个人好恶代替理性评价，那么人类引以为傲的整个审美殿堂，便会在众声喧哗的聒噪声中，轰然倒塌。
最后说一句：徐晋如作为学者，当然允许他有建立在学理基础上的个人判断，提出具有颠覆性的观点。但他以短视频对一个经典作品“口号式”“断语式”发声的方式，以偏激的言论博取大众的关注，摒弃理性包容的探讨，引起一场毫无学术价值的争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这也是一个常识。（20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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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刊于作者个人微信公众号“五龙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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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张先军（笔名张五龙），作家、评论家、诗词学者。湖南省绥宁县人，现居湖南省邵阳市。大学教师，高级职称。诗词作品在全国赛事中多有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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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