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丈量征程 真情书写初心——对话徒步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社原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
2026-06-30 06:29《经济日报》官方账号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情讲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他指出：“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值此之际，经济日报采访了当年重走长征路时发掘采写“半条被子”报道的记者罗开富。
1984年10月16日，经济日报社记者罗开富从江西于都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和时间开始徒步采访，历时368天，于198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是继红军之后，完全按长征原路、徒步走完全程的记者。
一路上，他在湖南汝城沙洲村，采访到感动亿万人的“半条被子”故事；在广西灌阳，发现一家三代人从1934年开始守护红军“血染湘江”留下的一面红旗的故事；在四川红原海拔约4800米的长板山上，拜谒了我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丈量红军长征时翻越的5座大雪山，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在草地日干乔腹地，亲历陷入沼泽的危险……这些都是40多年前，罗开富用双脚一步一步踏访出来的。
日前，85岁的罗开富拄着拐杖回到经济日报社，参加“深谈”特别节目，回望那段用脚步丈量的征程，重温那份用真情书写的初心。
跨越90余年的惦念追寻
记者：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2020年，又来到沙洲村考察调研。而这个故事，正是您当年重走长征路时发掘采写出来的，如今已载入《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请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如何采写这个故事的？
罗开富：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50年后的1984年11月7日，我走长征路已经有20多天了，也走到了沙洲村。
一进村，我就注意到一位裹着小脚的老人不远不近地跟着我。因为采访点分散，直到下午3点多，我才去找了这位84岁的老人。她叫徐解秀，给我讲了一段50年前的往事。
1934年11月6日晚上，长征中的3名女红军借宿她家，和她挤睡在厢房里，4个大人和1个婴儿合盖红军的一条被子，加上床上原有的烂棉絮和一件蓑衣、一件袄袍。第二天红军要开拔，3名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给她，她不忍心也不敢要。情急之下，女红军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她，并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等胜利了，到时候我们送一条新被子来。”
老人说，此后年年这几天，她都会在与女红军分别的山脚下等，盼着她们能回来看看。“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给穷人。”她还流着泪问我：“你能见到红军吗？”
当时在场的村民朱青松补充说，那半条被子后来被敌人搜走了，徐阿婆还被拉到祠堂罚跪。徐阿婆含泪说：“虽然吃了点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采访结束后，我翻山走到里田乡，带着起伏不平的心情，点着蜡烛写出了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后来发表在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一版。
记者：稿件刊发后，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后续又发生了哪些事？
罗开富：是的，当时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红军女战士都非常关注这篇报道。1984年11月底，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谢飞代表健在的女红军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也想念长征路上的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3位女红军。”
接下来，新闻界、党史部门乃至军队系统都参与到寻找中来。这一找就是7年多，始终没有确切结果。1991年农历腊月廿五，我背着邓颖超等多位女红军送的被子，再次赶往沙洲村，想告诉徐阿婆：共产党、红军说话是算数的。可那天傍晚冒着狂风暴雨赶到时，才知道老人几天前刚刚过世。朱青松告诉我，老人弥留之际还在说，那3个红军姑娘会来看她的，她最舍不得的就是没能再见到她们。老人最后断断续续说的一句话是：“告诉3个红军姑娘，解放后我早有被子盖了，不是不等她们，实在等不动了。谢谢红军，谢谢共产党啊！”
我在徐阿婆灵牌前说：“今天我背来了邓颖超等女红军给你的被子，要是你再等我几天，就能盖上了啊……”
记者：1934年红军留下半条被子后，徐解秀老人每年都在山脚下张望，一等就是50多年，直到去世前还在念叨3名女红军。您1984年采访到这个故事后，也一直在讲述、惦记、寻找3名女红军，持续了40多年。两份惦念加起来90余年，您觉得这种跨越时空的寻找，寻找的是什么？
罗开富：2020年金秋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沙洲村，在考察“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时深有感触地说：“红军在自己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心里还是想着老百姓的冷暖。一枝一叶总关情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感情就是共用一条被子的感情。”
40多年来，我先后去了沙洲村9次，目睹这个五岭山下的贫穷乡村，一步步变成游客络绎不绝的红色旅游景区。我现在已经老了，但“半条被子”的故事历久弥新。因为它见证了人民对共产党的深情，更深刻昭示一个道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今天，我们已经走进了新时代，始终不能忘记这种鱼水情深的军民关系、党群关系，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的初心。这也是寻找的意义所在。
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记者：长征写就的英雄史诗，是由一个个真实的人和事构成的。除了“半条被子”，您在重走长征路时还采访到哪些至今难忘的人和事？我们为什么要一讲再讲这些故事？
罗开富：这些故事讲的是红军，说的却是“什么是共产党”这个大道理。1985年10月8日，我走到宁夏彭阳县，一位叫马云龙的老人主动给我当向导，路上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我一直记到今天。
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六盘山后，打完青石嘴战斗，一部分队伍进村休整。马云龙和哥哥马云山把一名14岁的红军小战士迎进家里。家里穷，实在拿不出什么招待，哥哥马云山就用吃剩的半个荞麦馍来待客。小战士拿不出钱，不敢吃。马云山说，我们都是小孩，你敢打白军，功劳大。然后把馍硬塞到小战士手里，非让他吃不可。小战士饿极了，就啃了一口。
这时恰好连长进来，问小战士付钱了没有。小战士说，我错了，我就去找钱来赔。连长看着又累又饿的小战士，心里很难过，对小战士说，你知错就好，但不付钱就吃老百姓的东西，还是要按纪律处分。马家兄弟一听，连忙跑去叫大人。村里老人们都来了，马云龙的父亲对连长说，看在我们老人的面上，不要给孩子处分了。连长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管谁违反了纪律，都是要受处分的。老人们跪下求情，要求处分马家小兄弟俩，因为是他们破坏了红军的纪律。连长连忙扶起老人，把小战士拉到身旁，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含着泪命令他交给马云龙的父亲。
马云龙老人回忆至此，两眼泪汪汪。他说，早先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红军来了大家才知道，他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红军离开时，村民们十里相送。大家相信：这样好的党，这样好的军队，一定会得天下的。
记者：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红军走过的地方，老百姓从不认识到真心拥护支持，再到红军走后一直珍藏着他们留下的物件悉心守护。您在沿途碰到过哪些“用命护着一样东西”的老百姓？
罗开富：1984年11月28日，我走到广西灌阳县枫树脚村，在村口黄光文家讨水喝，意外得知一段往事。
当年红军渡过湘江后，黄家曾收留过一位红军伤员，伤员养了两天伤便要追赶队伍，临别时交给黄光文的祖父黄和林一面红旗，说：“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白狗子’救穷人的，等胜利后，我自己回来取这面红旗。”
红军走后，敌人就来搜查。黄和林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红旗装在小木箱里，背着箱子躲进深山。1941年黄和林临终前，把红旗交给了儿子黄荣清和孙子黄光文。1944年日军到了灌阳，到处烧杀，黄荣清父子又背着这只木箱逃难，历尽艰险。等回来时，村里房屋已被烧光，但这面红旗却保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黄荣清还在盼着那位红军战士来取红旗，可始终没有等到。1979年黄荣清去世，临终前嘱托黄光文把这面红旗交给政府。黄光文当时告诉我：“我们从1934年等到现在，一直在等红军来啊，等了50年了！”
红军留下的东西，老百姓特别珍惜，用命护着。我们的今天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只要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我就再也放不下，会一直牵挂着，继续去寻访、去了解。
记者：牺牲写满了长征路。“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人们没有忘记红军，您在重走长征路的沿途看到，每个县都有红军烈士墓。
罗开富：是的，最让我感动的是长板山上的那座烈士墓。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了5座大雪山——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之后50年，这些山的海拔一直无人精确丈量。我重走长征路时，领到了这个丈量的任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三座雪山——长板山，海拔约4800米，又名亚克夏山，藏语意为“不可逼近的神山”。它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次数最多的雪山。
就在长板山的垭口，两路红军当年翻越雪山的会合处，有一座高约2米的红军烈士墓。这是我国版图上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1961年，四川省政府将这座烈士墓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当地又进行修缮。我们去的时候，墓已用水泥修葺。2006年，这座墓作为阿坝红军长征遗迹的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烈士的名字、年龄、家乡，我们无从得知。每当想起他们，我都会心潮起伏：“安息吧，革命先辈们！”
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长征
记者：1984年，经济日报社是怎样作出重走长征路的决定的？为什么是您去完成？
罗开富：1984年，经济日报社编委会经过认真研究，正式决定组织重走长征路，并且明确提出，这不是简单地走一走、看一看，记者徒步重走长征路有3个目的：一是用新闻的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长征，填补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长征作系统真实报道的空白；二是反击当年反动派在报纸上对红军长征的污蔑和歪曲；三是给进行“四化”建设新长征以启示。
我年轻时当过铁道兵，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修过铁路，知道长征沿途不少地方依然穷苦。当年帮过红军的老百姓，现在生活得怎么样？特别想去看一看、写一写。于是编委会同意派我去重走长征路。
编委会给我定下了“六个必须”：第一，全程每一米都必须是徒步，绝不弄虚作假；第二，必须按长征的同一时间进行；第三，必须走原路，要有向导签字；第四，必须每天写一篇见报稿；第五，小伤小病必须坚持走、坚持写，大伤大病实在走不动再换人；第六，在当年中央红军战士休整的路段里，必须设法采访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路线并写出报道。
为什么是一个人走，而不是两个人结伴？其实当初也商量过两人同行。但为了每天能顺利发稿，也为了沿途接待更简便，编委会决定让我独自报道，后方编辑部同志接手编辑刊发。
就这样，1984年10月16日傍晚，我和50年前的红军在“同一时刻”跨过于都河，踏上了重走长征路。
记者：在您出发之前，已有外国记者如汉森、索尔兹伯里等尝试过重走长征路，但都没有走完全程。还有人断言：后人不大可能去征服这条艰险之路。当您真正走上这条路，368天，每天平均走35公里路，每天写一篇报道、一篇日记……您体会到的“长征”，和出发前想象的一样吗？
罗开富：这次徒步采访所遇到的困难，连我自己出发前也没有完全估计到。一开始只知道每天必须写一篇报道，次日见报，登在头版，专栏叫“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但是上路后不久，三大难题就压上来了。
一是行路难。不管风霜雨雪、生病发烧，平均每天走路9个到10个小时；还要找住处、找吃的，开座谈会，找党史办核实路线和材料，大约4个小时；写稿、誊抄、找邮电所发稿又占去约4个小时，长期只能睡3个多小时。第一天走下来，脚上就已经磨起血泡，第三天血泡磨破后竟和袜子粘连了，只能用剪刀剪开。老乡用旧口罩帮我包住脚，连夜打草鞋，我才勉强能继续走。
二是通讯和发稿难。路上尤其是山区很难找到电话，大部分时候只能靠乡邮电所发电报，要来回多走不少路。
三是身体极限和精神压力。既要赶路，又要保证每天一篇见报稿，还要记日记、核实史料，每天像打仗一样。长期超负荷运转，体力严重透支，体重掉得很快，但我一天也没有坐过担架。
这些困难，出发前是想象不到的。但每次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想：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缺粮少药的情况下都走下来了，我这点苦算什么？经济日报的记者就是要当战士，要给中国记者争口气。
记者：回望您的重走长征路，途中几次遭遇生命危险——渡赤水河时差点被洪流卷走、在夹金山掉进雪坑、过日干乔草地陷入沼泽、从打鼓雪山半山腰滚落……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罗开富：草地历险的印象最深。草地的凶险，只有进去了才知道。首先是变幻莫测的气候——一般早上5摄氏度左右，中午20摄氏度，太阳出来温度上升很快、紫外线很强，半夜一场雨，温度很快降到零摄氏度。其次，草地需要“蹦着走”。草地中心一带，草甸被千年流水冲刷成沼泽，留下草根密集的泥墩，墩与墩之间距离不一，跳不过去就落入泥潭。
1985年8月17日，我们一行10人进入了日干乔沼泽地中心。驮运物资的牦牛突然陷进泥潭，大家赶紧抢救，结果10个人全陷了进去。沼泽越陷越深，护送我过草地的阿坝州藏族向导丹泊和红原县委的阿塔尔说：“实在不行了，就写几个字包起来扔上岸，好让后人知道我们怎么不见了。”幸亏牦牛呛了泥水乱蹦起来，藏族向导趁势把牦牛往泥潭边推，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才拉着牛尾巴一个接一个被拖了出来。
摆脱了泥潭的灭顶之险，接下来的饥饿同样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所有的盐巴、面条、干牛粪都泡湿了，我们只好劈了床板和几截木头，用仅剩的几根腊肉骨头熬泡过水的面块吃。木板烧光后，剩下的羊肉只好生吃，还要到麦曲河里戳鱼，切块生吞，大家几乎吐尽了胆汁。直到几天后的8月22日，巴尔登等两名藏族妇女送来了两大筐干牛粪和一小包盐巴，还有一些酥油、糌粑等，才解了困。
这次经历，让我们对红军过草地的艰难有了切身体验。过草地时，饥饿的红军吞嚼着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马鞍等，甚至在人粪、马粪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最让我难过的是，陷在泥潭里晃动身体时，碰到了红军先辈们的遗骨，就在泥浆里碰来碰去。离开日干乔时，我面向草地跪下说：“烈士们，我们没有忘记你们，请安息吧！留在沼泽地的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精英，也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精神追求。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也正是因为没有忘记，踏着你们的足迹前进，所以我们的民族今天欣欣向荣。”讲完之后，大家泪流满面。
记者：1985年5月28日，您走到泸定桥的时候，体重从出发时的148斤降到了98斤，黄疸型肝炎复发，整个人几乎已经到了生理极限。为什么还要坚持走下去？
罗开富：那几天有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50周年的相关活动，很多红军将领都赶到了泸定县城。那时候我已经整整半个月没怎么吃东西了，能咽下去的只有稀饭、生番茄，身上带着好多种病，最要命的就是黄疸型肝炎——浑身无力，吃不下东西，连睁眼都觉得累。经济日报社时任主要负责人专程从北京赶到泸定县城看我，一见我那副样子，也很担心。但是他坚定地告诉我：即使我走不下去了，也要安排接替的记者走下去。
可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自己走完这条路；只要没完全倒下，就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在站着的时候停步！我当场表态：“让我再坚持几天，实在不行了，再换人，我要证明中国记者的一份骨气啊！如果真的倒下了，也要请接替的记者把我的骨灰背到吴起镇！”在场的人都落了泪。
那天夜里，医护人员给我检查身体、输液、处理外伤。说来也怪，第二天清晨醒来，我试着活动了一下腿，竟觉得身上松快了不少。走下去，应该不成问题了。后来我常想，那不仅是药的作用，也是靠信念在支撑。想一想飞夺泸定桥时牺牲的烈士，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和他们比，我们当记者的条件好太多了，也就是每天走走路而已。从于都出发时我就想好了——哪怕倒下，也要倒在长征路上。
记者：您在当年日记里讲述重走长征路的经历时，反复提及感谢沿途百姓、感谢向导、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您的普通人。您这种对老百姓的情感，让我们非常感动。
罗开富：我重走长征路，先后有2800多名向导、陪同人员和240多名医生帮助过我。他们把对红军的感情，倾注到了我这个后来者身上了。
最难忘的是1984年12月19日，我在贵州黎平高洋寨雪山滚落悬崖，左腿腓骨骨折，锁骨里还扎着相机碎片，一步也走不了。有一段很长的险道，怎么办？当地的侗族向导石先智、周修琦、胡炳益等就用绳子把我整个人捆牢，一个人先横着爬过去，把绳子固定在前方的树上，慢慢地拉，后面的人推着，就这样一寸一寸往前挪，硬是把我从不可能走过去的路上带了过去。还有渡赤水河的时候，我被冰水冲走五六米，刘中宝、李永祥等几位同志跳进洪流把我救上来；在夹金山掉进雪坑，是解放军杜宝玉把我拉出来；深夜写稿昏倒在广西资源县油榨坪村李清珍老乡家，夫妻俩掰开我的嘴喂水，凌晨2点叫来医生给我救治，并点起5支蜡烛让我继续写稿……这些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许多老红军对我说过：“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沿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不可能走到吴起镇……”和平时期我重走长征路，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正是老百姓的手把我从冰河里拽上来、从雪坑里拉出来、从昏迷中救醒，我才一步一步走完了全程。我一个人的“长征”就有这么多人在帮，回想当年的红军将士，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中，不就是靠着革命理想信念和老百姓的倾力帮助，才取得胜利的吗？一路走来，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越来越体会到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记者：当您最终徒步抵达吴起镇，走完25000里全程、圆满完成任务的那一刻，回望368天的征途，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罗开富：在吴起镇收住脚步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净化了一次。从心底里感慨：红军长征确实是中国革命的伟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也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丽史诗。
如果要概括当时的心情，那就是3个词：幸运者、幸存者、幸福者。
记得1984年12月19日，我在贵州黎平高洋寨雪山冰凌路段，连人带铁皮照相机摔下悬崖，左腿骨折。当时全县电线全部冻坏，稿子发不出去，备用稿也用完了，身边多是侗族乡亲，语言不通。我心里想：这次恐怕走不下去了。那一刻，我流泪了。
还有一次，是走出沼泽地之后。那时候，我们10个人差一点全军覆没，当时的心情，不是胜利者的骄傲，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我心里感激经济日报社给了我这个机会，感激沿途每一位父老乡亲把我一步步送到了吴起镇。我完成了报社交给我的任务，半路上没有变成骨灰。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
记者：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艰难行进的山川大地，早已换了人间。今天，再次回味长征，我们能收获什么、传承什么？
罗开富：长征，确实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是我们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
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长征留下来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党和军队在经历了这些艰难困苦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每一代人，我们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不负先烈，不负人民。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时代任务在变，但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从未中断。您认为新一代青年人该如何接力跑好属于他们的这一程？
罗开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长征精神所体现的坚定信念、崇高理想，要靠青年人、靠一代代传承下去。如今青年人学习长征精神，是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更高一层的涵义，需要青年人勇于担当。
40多年前徒步重走长征路的经历，是记者生涯对我的珍贵馈赠，塑造了我的世界观，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是一次灵魂的净化。我是幸运者，徒步长征路遇到的艰难不能同红军先辈们相比，但历经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悬崖洪流，让我感受到，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下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的长征精神。
中国今天的发展和进步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长征永远在路上。铭记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行，不忘初心才能再创辉煌。（经济日报记者 欧阳优）
责编：槛外人 202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