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雍正粉彩开光西厢记图潘趣大碗）

（花口盘“盘心青花绘《西厢记》故事）

（清顺治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西厢记故事人物图觚）

摘要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西厢记》自元代诞生以来，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与戏曲史上占据崇高地位，更以其强大的艺术辐射力深刻影响了景德镇瓷器的装饰传统。明清时期，以《西厢记》故事为纹饰的瓷器——“西厢瓷”——成为一个重要的陶瓷装饰类别。本文系统梳理《西厢记》与景德镇瓷器文化交集的历时性脉络，考察“西厢瓷”从明中期滥觞、明末清初鼎盛到晚清复兴的三阶段发展历程，分析其图像来源（以戏曲版画为粉本）、工艺类型（青花、五彩、粉彩等）与典型器型（盘、碗、瓶、觚、缸等），并探讨“西厢瓷”作为文化符号在内销与外销两个维度上的多重意义。研究认为，“西厢瓷”是文学经典与工艺美术深度交融的产物，它不仅以物质形态承载了《西厢记》的叙事与审美，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独特角色——在欧洲人读到《西厢记》文本之前，景德镇瓷器已经让这个中国爱情故事漂洋过海，成为一种跨文化的视觉语言。

关键词：《西厢记》；景德镇；西厢瓷；瓷绘纹饰；图像传播；跨媒介转化

一、绪论：文学经典与工艺美术的相遇

《西厢记》“自元代开始流行，至明清达到鼎盛”，“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喜爱；以它为蓝本的各种地方戏曲久演不衰，传播范围甚广，可谓家喻户晓”。与之相应，“以其为题材的视觉图像也异常丰富，不仅大量出现于纸、绢上，也跃然瓷上，给瓷器装饰注入了新的活力”。

景德镇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瓷中心，其瓷器装饰历来善于从文学、戏曲、神话中汲取题材。“戏曲故事自元代以来，就成为景德镇瓷器上绘画的主要题材来源之一”。在众多戏曲题材中，“《西厢记》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更是历代官、民窑青花、五彩、粉彩屡画不爽的经典纹饰”。明清景德镇瓷器装饰中，“以戏曲小说人物故事作为主题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装饰类别，尤以《西厢记》为最，其瓷品简称‘西厢瓷’”。

“西厢瓷”的兴起，标志着《西厢记》从“案头”与“场上”的文学戏曲形态，延伸到了一个全新的物质文化领域——它不再是被阅读的文本、被观看的表演，而是被使用、被把玩、被陈设的器物。文学经典由此获得了物质化的生命。戏曲文本、版画插图经由瓷绘工艺固化于青白瓷、五彩、粉彩各类器物之上，实现文学叙事向陶瓷视觉艺术的跨界转译。二者的交集不仅是题材层面的纹饰借用，更是市民审美、文人意趣、中外跨文化传播与非遗工艺的深度融合。

二、历时性脉络：“西厢瓷”的三期发展

据李琳《明清“西厢瓷”的设计与接受研究》的梳理，“西厢瓷”的生产可分为明中期、明末清初和晚清三个时期。

2.1 滥觞期：明中期的文化转型与“西厢热”

“西厢瓷”滥觞于明中期，“伏根于当时的‘西厢热’现象”。明中期社会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转型，“政治上的失意致使文人从依附权贵转向倾慕平民，进而促成了文化权利的下移”。“一直以来被视为村坊小伎的戏曲蜕变为文人表情达意的文学体裁和绘画题材，文人的引导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心学’思想萌发，使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戏曲文化氛围中”。“这种现象发展至晚明臻于顶峰，这从诸多评本、插图本《西厢记》的涌现便可见一斑”。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西厢记》从文学文本进入了瓷绘领域。明代中后期《西厢记》刊刻版画大量盛行，王文衡、黄一彬等徽派刻工绘制的西厢插图体系成熟，景德镇民窑画师直接以戏曲版画为底本，最先在青花碗、盘、陈设小件上绘制西厢故事纹样。此时纹饰构图简约，多选取“佛殿奇逢”“墙角联吟”等单个场景，依托青花单一料色勾勒人物景致，西厢题材正式扎根景德镇瓷绘体系。

2.2 鼎盛期：明末清初的繁荣

“明末清初是‘西厢瓷’生产三个阶段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时期”。“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绘有《西厢记》图案的瓷器烧造于崇祯朝”。顺治时期，“瓷绘《西厢记》图就很流行”。清初社会市民文化繁荣，官窑放宽人物纹饰管控，民窑大批量烧制西厢题材瓷器。此时“西厢瓷”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

其一，器型全覆盖。日用瓷（碗、盘、杯）、陈设瓷（花觚、棒槌瓶、笔筒、鱼缸）全部出现西厢纹饰；大型花觚、瓶罐采用分段开光形式，通体绘制整套西厢折目剧情。上海博物馆藏顺治青花五彩西厢记花觚，一面绘制“长亭送别”画面，一面题写《长亭送别》原版曲词，图文合一，是此阶段的标准精品遗存。

其二，画面题材固定化。匠人优先选取戏剧冲突强、画面美感足的桥段：“佛殿初遇”“月下听琴”“逾墙相会”“长亭送别”成为四大高频图景；部分成套瓷器一器一折，串联起整部西厢叙事脉络。至康熙时期，“瓷绘《西厢记》纹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各种碗、盘、杯、瓶、罐、笔筒等都常见绘有《西厢记》图”。“康熙时期也一改晚明时期主要以青花为主的瓷绘《西厢记》，青花、五彩两种形式齐驱并驾”。康熙中期到乾隆早期是“西厢瓷”生产的又一个高峰，“这既与国内市场的需求更与海外市场的介入有关”。

2.3 复兴期：晚清的再度兴起

乾隆时期《西厢记》遭到典籍管控，宫廷官窑不再烧制西厢纹饰，民窑创作大幅收缩。“自从18世纪欧洲逐渐掌握制瓷技术以后，景德镇的‘西厢瓷’生产曾一度中断”。“直到晚清，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短暂的中兴和国外所谓的‘东方文艺复兴’，人们对中国瓷特别是康熙瓷再次燃起了热情，基于这种趋势，景德镇复古西厢瓷接踵而至，实现了‘西厢瓷’生产的再次复兴”。嘉道之后管控松弛，粉彩西厢瓷小幅复苏，但绘画程式化、模板化严重，艺术水准不复康熙风貌。晚清、民国多仿古烧制西厢瓷器，新增镂雕、堆塑结合彩绘的复合工艺，以仿古陈设瓷为主流传至今。

三、图像来源与转译：从版画粉本到瓷上再创

“西厢瓷”的图像来源与明清《西厢记》版画的繁荣密切相关。明末清初，“有大量《西厢记》插画，景德镇工匠借鉴版画，创造了极具文人气息的瓷器，常见于各种器型之上”。“据有关学者猜测，景德镇的工艺美术家很有可能就是以当时各种《西厢记》刊本上的插图为蓝本来绘制瓷器上的图画”。

版画对瓷绘的影响是深远的。“当异彩纷呈的版画被引入瓷器绘画后，景德镇画匠偏于一隅的视野被完全打开”。但他们“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葫芦画瓢，而是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为画片增加细节，渲染上各种颜色，使故事人物和画面更加形象”。“从纸墨上跳脱到瓷器绘画上的美人，则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盛行，且世人皆称康熙时期为最美”。

“西厢瓷”的画面选择也有其规律。“瓷上所绘西厢故事图案的情节最常绘的便是那些最受欢迎、最具舞台表现力、画面生动的情节，如《佛殿奇逢》《墙角联吟》《白马解围》《红娘请宴》《月下听琴》《乘夜逾墙》《月下佳期》《长亭送别》《草桥惊梦》等”。这些折子正是《西厢记》中戏剧冲突最强烈、舞台呈现最精彩的段落。

从文学意象向瓷面视觉符号的转译，更见匠心。《西厢记》独有的月色、柳丝、西厢院墙、琴案、红叶、长亭等诗意意象，成为景德镇画师固定的布景元素：“长亭送别”里的枫林、雁阵、垂柳被反复表现在五彩觚、瓷盘之上，把曲文“霜林醉”的离愁意境转化为釉上色彩层次；西厢院墙、花荫、轩榭建筑依托瓷器曲面构图完成空间重构，以瓷面留白呼应古典戏曲的写意审美。张生的文人儒雅、莺莺的温婉含蓄、红娘的灵动爽利，依靠瓷绘线条、神态、服饰区分塑造。景德镇画师吸收版画白描笔法，结合陶瓷料性特征，以青花线条勾勒衣纹骨相，五彩敷色烘托人物情绪，实现了戏曲行当气质与陶瓷绘画笔法的完美适配。

四、工艺与器型：多元的物质载体

“西厢瓷”涵盖了丰富的工艺类型与器型。从工艺上看，有青花、五彩、斗彩、粉彩、青花釉里红等。不同工艺承载着不同的审美气质：青花淡雅幽冷，适配西厢相思、离愁的内敛情绪，多用于日常民用瓷；五彩浓艳分层，适合戏剧冲突强烈的场面，多用于高端陈设瓷与外销精品；粉彩柔和温润，贴合情爱温婉氛围，成为清代中后期西厢瓷的主流工艺。瓷土的温润质感与窑火淬炼的永恒性，恰好匹配《西厢记》“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长久美好的精神祈愿。

从器型上看，“它可以是碗、盘、笔筒、盖缸、花瓶、花觚……”，“除了餐具、酒器等之外，还有瓷板、赏瓶、屏风、彩瓶嵌饰等等”。典型器型可举数端：

花觚类。 上海博物馆藏“清顺治景德镇窑青花五彩西厢记故事人物图觚”，高44.8厘米，是“西厢瓷”中的典型代表。

盘类。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套花口盘，“盘心青花绘《西厢记》故事，画面略有不同，两盘为张生、莺莺二人在西厢密语，另一盘有红娘在窗外独立等候，表现的正是《佳期》一折中的场景”。英国巴特勒家族“以收藏一套清康熙青花釉里红《西厢记》故事图盘而闻名”。

瓶类。 上海博物馆藏“青花西厢记故事图瓶”，“由口至足分为四个青花装饰带，第一圈绘竹石禽鸟，以下为婴戏图，岁寒三友和《西厢记》故事四折”。

缸类。 清康熙五彩西厢记图缸，“外壁以五彩描绘花卉为地，开光内绘《西厢记》图”，描绘“惊艳”“听琴”“佳期”“惜别”四幅场景。

碗类。 清雍正粉彩开光西厢记图潘趣大碗，“外壁以粉彩装饰，腹部主体为四个海棠形开光，内绘《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五、文化意义：内销与外销的双重维度

5.1 内销语境：从“不登大雅”到民间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西厢记》纹饰更多只是出现于民窑瓷器上，在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基本看不到这样的纹饰。对于上层统治阶级来说，一向认为戏曲、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西厢记》更被视为诲淫之作，当然绝不可能让工匠们用《西厢记》图来装饰宫廷和官府使用的器物”。

然而，这并未妨碍“西厢瓷”在民间的广泛流行。恰恰相反，正是这种“非官方”的属性，使“西厢瓷”成为市民文化与文人趣味交汇的产物。“西厢瓷”的“诗画”性质与文士崇尚的“雅”并不冲突。它既是日用之物，也是审美对象，承载着普通民众对“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期待。古籍刊本与戏曲剧本多流传于文人阶层，而西厢瓷走入百姓日常碗盘、厅堂摆件，让底层民众通过日用器物读懂西厢故事，完成了古典爱情文化的大众化普及。

5.2 外销传奇：比文本更早抵达欧洲的“中国故事”

“西厢瓷”最富传奇色彩的面向，是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独特角色。史料记载，“17世纪上半叶英国曾来华定制一批外销瓷，并对瓷器的绘画提出要求，希望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者更佳。于是，景德镇特意烧制了以《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青花器皿”。欧洲王室、商人定制景德镇故事瓷，西厢浪漫爱情故事契合西方审美，被视作“中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瓷器“运到英国后大受欢迎”。“自此欧洲人就已从瓷器上认识到了这个中国特色的情爱故事”。

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是：“《西厢记》故事已经出现于瓷器上并销往海外的时候，明刊本《西厢记》都尚未流传到欧洲”。也就是说，“瓷绘《西厢记》比刊本更早传入欧洲”。“欧洲人早已从青花瓷器的图案上接受并欣赏到《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了”。“这对于《西厢记》的刊本传入欧洲以及英译、德译、法译起了媒介和诱导作用”。瓷绘图像先于文字译本两百年传入欧美，成为西方认知中国古典爱情文化最早的实物载体。法国吉美博物馆、英国各大馆藏均留存大量康熙五彩西厢大盘、青花外销瓷盘。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南海出水的一艘沉船中，人们发现大量生产于17世纪40年代的景德镇外销瓷器”。这些沉睡海底数百年的“西厢瓷”，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中国爱情故事如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历程。海内外馆藏的西厢古瓷，如今已成为当代《西厢记》图像学、版本学、传播史研究的一手实物资料，弥补了纯文献研究的诸多短板。

六、现代传承：从古瓷到当代瓷艺

“西厢瓷”的传统并未随明清的终结而消失。进入20世纪乃至当代，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们仍在延续这一题材的创作。陶艺家李贵镇“创作的128块瓷板连环画《西厢记》”，“从1997年3月8日至2004年10月18日的八年时间里”完成，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颁发的“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高级工艺美术师任义平的代表作“西厢记粉彩瓷板”获全国轻工博览会金奖。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赵美云亦创作有大型瓷板画《西厢记》。当代景德镇陶艺家、工作室持续以西厢故事、西厢意象创作手工瓷板、茶具、雕塑瓷、艺术陈设瓷，把古典戏曲IP转化为陶瓷文创的核心素材，丰富了千年瓷都的文创内容体系。

与此同时，西厢古瓷的实物考证可为历代《西厢记》版画插图厘清流变谱系；西厢古瓷实物与现代陶艺作品进入中小学、高校戏曲美育与陶瓷美育课堂，实现了文学美育与工艺美术美育的双向融合；永济普救寺西厢文旅与景德镇陶瓷文旅亦形成联动开发之势，打造出“文学源头+陶瓷载体”的双线传统文化传播模式。这些当代实践证明，《西厢记》与景德镇瓷器的文化交集并非尘封的历史，而是一条延续至今、不断焕新的艺术脉络。

七、结语

《西厢记》与景德镇瓷器的文化交集，是中国文学经典与工艺美术深度交融的典范。从明中期的滥觞到明末清初的鼎盛，从青花到五彩、粉彩，从内销民窑到外销欧洲，“西厢瓷”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以物质形态承载了一个文学经典的叙事与审美。景德镇与《西厢记》的交融，构成了文学文本—版画图像—陶瓷工艺—物质遗存—全球传播的完整文化链条。瓷土承载戏曲文脉，窑火淬炼情爱诗意，千年瓷都以独有的物质艺术形态，为《西厢记》搭建了跨越朝代、贯通海内外的实体传播通道；而《西厢记》深厚的文学与情感内核，也为景德镇陶瓷绘画提供了经久不衰的经典创作母题。

“西厢瓷”的意义，正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图像化”，成为一种融合了文学、戏曲、绘画、工艺与贸易的综合性文化现象。当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从纸墨跃上瓷面，从案头走向餐桌、走向书房、走向远洋航船，它便不再是少数文人的案头清玩，而成为了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文化共享。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中华传统爱情美学与工艺美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下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文创化、国际化传承提供了经典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