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日，深圳福田。

一场迟到了整整十年的约定，终于在一顿简约的粤式午餐中悄然成行。

窗外是盛夏的骄阳，深南大道上步履匆匆的湾区创业者如潮水般涌过；窗内，王理宗会长准时出现。白色衬衫，双目炯炯，额头微微沁着细汗——他刚从上一个会场风尘仆仆地赶来。一落座，他便朗声笑道：“咱们十年前在海上认识，今天终于在岸上好好聊聊了！”

一句话，把时光倏地拉回到2016年。

那是当年的一场海上游学，由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担任团长，原世界五百强中航油前总裁陈久霖任副团长。同行的，还有著名画家汪国新、信义兄弟陈东林等一众风云人物。彼时，我只是刚刚踏进商会门槛的新人，而王理宗已是业内公认的商会旗帜、全国知名的社会组织研究学者。海浪翻涌之间，他倚着船舷，谈论商会价值的激情与通透，谈论民营经济未来的远见与忧思，至今犹在耳畔。那夜海风猎猎，他眼中仿佛有光。我站在一旁，心里暗暗埋下一个念头：这个人，值得一篇沉甸甸的专访。

此后十年，微信问候从未中断。每逢春节，我会发他一条祝福的短信，他总会回我一条简短的语音，声音里带着广东冬日的暖意，从不敷衍。但见面，却一次次被命运轻巧地拨开。有一次他到了武汉，专门联系我，却因行程突生变故，再次失之交臂。

这一次，我借参加广东省湖北商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的机会，鼓起勇气再约。他的微信回得很快，只有一行字：“兄弟周六来福田，一起吃饭。”

行程越满，越看重情义；地位越高，越不端架子。这便是王理宗。

于是，这顿便饭，便成了一场穿越十年光阴、带着深厚情谊的深度访谈。

一、“商会是一只‘美丽的手”

话题从他那本在业界被奉为经典的作品《美丽的手》开始。我问：为什么会把商会比作一只手？

他放下茶杯，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窗外繁华的福田CBD，语气平实却字字千钧：“宏观经济运行，一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二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里，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产业高度集聚、企业需求极度多元的地方，两只手之间有空隙、有断裂、有力所不及之处。”

他收回目光，看着我，语速微微加快：“谁来填补这个空隙？谁来接住那些往下掉的企业？商会，就是第三只手。我把它叫作‘美丽的手’——它不像市场那样冰冷无情，也不像政府那样需要层层审批。它连接、托举、修补、润滑，让市场有温度，让政策可触达，让企业家在艰难时刻能握住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他说这话时，右手不自觉地微微抬起，在空中轻轻一握，仿佛真的托住了什么无形之物。

这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在他眼中，这只“美丽的手”既不是行政命令的延长线，也不是逐利的工具，而是一种基于信任、长期主义和公共服务精神的社会资本网络。它柔软，却能托起千钧；它无形，却能穿透壁垒。

“你知道吗，”他忽然放低了声音，身体向我微微倾过来，像一个兄长在分享一个朴素的秘密，“我这些年见过太多企业家，在办公室里对着员工要端着，回到家里对着家人要扛着，只有在商会里，和几个老兄弟坐下来，他们才能真正地笑一笑、叹口气、说说心里话。商会，是企业家精神上的一个港湾。”

这句话，让我心头一热。

从他1990年代扎根深圳算起，近三十年的时光里，王理宗把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从一株幼苗培育成参天大树——服务超万家科创企业，覆盖上市公司数十家，产业触角从粤港澳大湾区延伸至长三角、京津冀，乃至东盟各国。这只“美丽的手”，已经托起了一座庞大的产业森林。

“企业越难，商会越要站出来。”他加重了语气，手指轻叩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常说，商会不是用来开年会的，是用来解决真问题的。企业家在你这里找不到办法、拿不到资源、得不到温暖，那商会就是一块牌子、一尊菩萨像——好看，不中用。”

正是这份执念，让他在全国两会平台上一次又一次发声：让行业商协会真正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桥墩，成为产业升级的推手，成为政企沟通的“翻译器”。

二、算力、银发与制造业的痛感

身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连任两届广东省政协常委，王理宗的提案总是精准地踩在时代的痛点上。我请他谈谈当下最让他“着急”的事。

他沉默了片刻。那种沉默不是迟疑，而是一个老调研者在大脑中快速梳理万千线索时的习惯性停顿——仿佛空气中有一张无形的清单，他正在逐条勾选。然后，他伸出三根手指，一个一个数过去：“算力。银发。中小制造企业。”

“大湾区要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算力基础设施就是今天的‘水电煤’。”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半度，身体微微前倾，眼中闪过一道急切的光，“没有算力，人工智能就是空中楼阁，大数据就是一堆数字，产业互联网更是纸上谈兵。我连续提了好几年，核心就一条：大湾区要统筹布局公共算力中心，大幅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

他顿了顿，语速放缓，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面上：“如果我们现在不把算力的高速公路修好，十年后湾区的企业就只能跑在乡间小路上跟别人竞争。坦率说，这不是超前布局，这是补课，是救急！”

话锋一转，提到银发经济时，他靠回椅背，眼神倏忽柔软下来，语气里添了几分自嘲与恳切：“我1964年出生，今年六十出头了。你比我大一岁，咱俩都是‘六零后’。我切身感受到，很多六十岁上下的人，经验、判断力、人脉都处于巅峰期，思维还清晰得很，身体也还硬朗，却因为一个年龄数字就被挡在就业市场之外。这不只是个人的遗憾，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他摇了摇头，目光中闪过一丝无奈，但很快又被坚定取代：“所以我连续提案，呼吁保障中老年就业权益，开发适老化产业。养老不能只靠政府兜底，要让它成为一条可持续的产业链，让老年人从‘被赡养者’变成‘银发红利’。商协会在标准制定、职业培训、资源对接上，有大量空间可以发力，这方面大有可为。”

而谈及中小微制造企业，他的表情瞬间凝重起来，眉头拧成一个浅浅的“川”字。那是一个常年跑一线的人才有的沉重，不是从报告里读来的，而是从车间里走出来的。“大湾区寸土寸金，一家小工厂背后就是几十个家庭，几百张吃饭的嘴。一个应收账款的拖欠，可能就让一个好端端的企业资金链断裂；一次银行的抽贷，可能就让一个几十年的老板一夜白头。”

他的声音低沉，语速变慢，像是在念一段沉重的悼词，又像是在替那些发不出声的人喊话：“纾困不能只靠发文件，要靠机制，要靠真正懂企业疾苦的人去盯着落实。”

他忽然提高了声调，右手在空中用力一挥：“今年我又提了关于加快解决民营企业应收账款拖欠问题的建议。我说得可能不好听，但必须有人讲——必须让好企业活下来、强起来！他们是国家经济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堵了，心脏再健康也没用！”

这些话，不是会议室里的空谈，不是政协提案纸上的官样文章，而是他一次次走进闷热的车间、走访东南亚考察市场、在政企对话会上据理力争“拍桌子”磨出来的。

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一句话，如今听来，仍掷地有声：“商会会长的办公室不应该在写字楼，应该在工厂、在实验室、在海关口岸。”

三、从南海边到东盟，他把根扎得很深，把枝叶伸得很远

问他：这么多年下来，哪件事让你最有成就感？

他没有提任何一块奖牌或荣誉，而是讲了一个细节，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有一年我去马来西亚考察，遇到一位在当地设厂的深圳企业家。他跟我说，会长，我们刚到东盟时两眼一抹黑，语言不通、法律不懂、人脉全无，是商会帮我们对接了当地律所、园区和政府资源，让我们少走了两年弯路。”他顿了顿，那笑意里有欣慰，更有一种父亲看见孩子长大成人般的骄傲，“他现在做得很大，每次回深圳都来找我喝茶。”

这正是他近年来倾注大量心力推动“大湾区—东盟研究中心”的深层动因。“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但出海不是冒险，不是拿身家性命去赌——需要桥墩，需要航标灯。商会，就是那个桥墩，那盏灯。”

他说这话时，窗外阳光正烈，深南大道上粤B牌照的车辆川流不息。我忽然觉得，他口中那只“美丽的手”，早已越过珠江口，伸向了更遥远的南洋。

四、十年一诺，正午的光

席间，他的手机几次震动。是下周赴广西调研东盟产业合作的行程确认，是一场AI与产业升级论坛的主持邀请。他歉意地笑笑，快速回复几句，随即轻轻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今天就是和老朋友吃饭，不谈工作了。”他说着，给我夹了一箸菜。

可我知道，这顿饭结束后，他还要马不停蹄地赶去参加一个深圳企业家座谈会，晚饭恐怕只能在机场匆匆解决。

看着他端起茶杯的侧影，我突然有些恍惚。我与王理宗会长相识十年，我们俩都已年过六旬。虽然我年长他一岁，但若论精气神和行走的节奏，他比我快得多、忙得多、也重得多。我平时总尊称他为“理宗兄”，他也习惯性地叫我“兄弟”——这称呼里，有江湖儿女的豪气，也有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

望着眼前这位年过六旬却依然在路上奔跑的人，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他会被授予“中国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深圳市社会组织功勋人物”，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愿意喊他一声“会长大哥”——无论对着身家百亿的企业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创业者，他都是那副真诚、坦然的样子，从不居高临下，从不虚与委蛇。他把商会的根深深扎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土壤里，又把枝叶伸向了东盟，伸向了未来。他跑过的每一公里路，熬过的每一个深夜，说过的每一句真话，都在为这个时代留下注脚。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罕见的融合：既是仰望星空的理论建构者——那本《社会时代》里对转型期社会组织的系统思考，至今读来仍有穿透力；又是卷起裤腿的一线行动者——能为了某家企业的一笔贷款奔走呼吁，能为了一份提案在工厂车间蹲到深夜。他在《资源共享有智慧》中写下的那句话，此刻忽然有了更深的注脚：“资源因共享而增值，生命因利他而宽广。”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一把伞、一只手——连接着政企两端，庇护着万千创业者，托举着中国制造的脊梁。
尾声：任何时候都不算晚

告别时，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那双手温热、厚实、有力。“兄弟，下次来深圳，别又等十年。”他笑着说，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笑着点头，没有多言。心里却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篇专访，我已经欠了十年。这十年里，他走过了更多风雨，扛过了更多压力，帮助了更多企业，也熬白了更多的鬓发。而我，今天才真正提起笔来。

但转念一想，或许一切刚刚好。十年前，我未必能读懂他；十年后，当我也在商会这条路上摸爬滚打了三千多个日夜之后，才开始真正理解他当年在海上游轮说过的那些话。

走出餐厅，正午的阳光明晃晃地打在深南大道上，整座城市在八月的炽热中蓬勃跳动。我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海上的夜晚——那时我们在船上，前途是一片苍茫的夜色，不知方向；十年后我们在岸上，头顶是滚烫的太阳，脚下是坚实的土地。

从海上的风，到正午的光，这中间隔着的，恰好就是一个王理宗。

好在，当这只“美丽的手”仍在奋力托举千行百业、温暖千万人心的时候，记录它、读懂它、让更多人看见它，任何时候都不算晚。

在这个需要更多“美丽的手”的时代，王理宗和他的故事，值得被看见，也值得被记住。

来源:正义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