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媒锐评：以历史镜鉴明所有制航向 坚守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精华热点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关乎发展道路、牵动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当下网络舆论场中，不时出现混淆市场经济与全盘私有化、鼓吹全面推行私有制的片面论调，甚至抛出土地私有化等脱离国情、背离历史的极端主张。面对纷繁杂音，唯有沉下心研读百年求索史、复盘苏东剧变沉痛教训，厘清理论边界、辨明道路方向，才能看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扎根中国国情、经过历史检验、契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绝不能在道路根本问题上出现认知偏差、发生方向摇摆。

 百年风雨求索，公有制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捍卫的理想根基。近代旧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与资本剥削交织，土地高度兼并、贫富极端分化，底层劳动者终年劳作却难以温饱，压迫盘剥成为社会常态。无数仁人志士奔走救国，一代代共产党人历经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推翻旧剥削秩序，核心目标就是打碎私有制主导的压迫体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让劳动人民真正掌握生产资料、主宰自身命运。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集中举国之力构建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快速完成工业化奠基，彻底终结旧中国一盘散沙、积贫积弱的困局。公有制承载的，不只是制度框架，更是千万革命者追求公平、解放劳动者的初心，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识，动摇这一根基，就是背离百年奋斗的初心与理想。

 回望苏东剧变的历史前车之鉴，激进私有化是压垮社会主义体系的致命重击，教训刻骨铭心。有人简单将苏联解体单一归因于私有化改革，实则应当全面辩证看待：苏联后期长期存在体制僵化、理想信念淡化、特权阶层固化、民族矛盾累积、外部势力持续渗透等多重隐患，而戈尔巴乔夫推行全盘私有化，彻底消解公有制支撑的经济底盘，成为引爆系统性崩塌的导火索。列宁、斯大林时期依托稳固公有制，短短十余年完成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国家实力快速跃升；路线偏离、弱化公有制、激进私有化之后，核心国有资产廉价流失，寡头资本掌控国家命脉，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断崖式下滑，贫富鸿沟急剧拉大，昔日大国分崩离析。苏东剧变后多国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现实充分印证：所有制是制度的压舱石，贸然颠覆公有制主体地位，必然引发经济崩溃、民生受难、政权失稳的连锁震荡，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的代价。

 立足我国现实，土地公有制集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独有优势，是保障粮食安全、守护农民生存底线的“压舱石”。近年来，“土地归还原主”“全面放开土地私有买卖”等论调时有泛起，其本质是妄图动摇农村集体所有制根基，值得高度警惕。倘若土地完全私有化、自由无限制流转，资本与优势群体必然大规模囤积土地，历史上土地兼并、佃农受盘剥的旧景或将重演，亿万农民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反观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此基础上推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既释放农业经营活力，又从制度根源杜绝大规模土地兼并。正是依托公有制的制度禀赋，我国才能统筹推进高铁网络、跨流域水利、大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公共工程；反观以土地私有为核心的西方国家，重大公共项目常因土地所有者漫天要价、拒不配合长期搁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高下立判。土地公有制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稳住乡村民生基本盘，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动摇的制度保障。

 辨析舆论迷雾，必须划清两大关键认知界限：发展民营经济绝不等于全盘私有化，完善市场经济绝非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反复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清晰界定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民营经济吸纳海量就业、丰富市场供给、激发创新活力，是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国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政策导向一以贯之、清晰明确。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完善市场化改革，与鼓吹全盘私有化存在本质分野：前者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前提下，激发多元市场主体活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后者意在彻底消解公有经济根基，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二者绝不能被刻意模糊、混为一谈。

 还要清醒看到，全盘私有化论调的持续发酵，背后不乏西方长期和平演变的思想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十年来持续推行意识形态渗透，深谙直接军事、外力施压难以撼动大国根基，最具破坏力的手段就是制造内部思想分歧，诱导弱化公有制、推崇资本至上的私有化路线。面对这类刻意制造认知混乱的杂音，广大群众要增强理论辨别力，看清其背后道路博弈的深层意图，自觉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制度底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立足国情，方能明方向。守住公有制主体地位，绝不等于固步自封、拒绝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壮大民营经济，也绝不意味着放任资本无序扩张、弱化公有根基。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一方面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夯实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领域的公有制支撑；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推动公有、非公经济协同发力、共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