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回望振华路：
看深圳资本市场最初的创新与奋斗历程
徐 虹
2026年，APEC会议将在深圳举办。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APEC过往的举办地基本都是各成员的首都、经济中心或科技名城。在中国，此前也仅有上海与北京承办过这一盛会。上海与北京，皆是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实力强劲的积淀名城；而四十多年前的深圳，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 。
如今，全球都在研究中国高速发展的奇迹，而深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最生动的样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深圳地处太平洋沿岸，几十年间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深圳，1980年GDP为2.7亿元，金融行业增加值0.23亿元；到2025年，成为GDP达3.87万亿元、金融业（包括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增加值达到5261.56亿元的现代化大都市；今年还将成为继沪、京之后中国第三个承办APEC会议的城市，站在全球瞩目的中央，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成就，这本身就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奇迹。
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作为深圳金融市场早期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我的内心尤为感慨。自1986年来到深圳算起，今年恰好是我在特区金融一线耕耘的第40个年头。从早期进入银行体系，到1990年参与深交所筹备与无纸化结算制度设计，再到后来筹备人保证券营业部、南方证券……这40年间，我有幸在第一线亲历了深圳金融体系从无到有、从摸索走向成熟的全过程。
今天，当我们走进福田区，惊叹于深交所大厦周边金融机构林立的繁华景象时，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大块的农田和土路。而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诞生过新中国第一条“华尔街”一一振华路。
回顾深圳传统金融与深交所这个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这段跨越式发展历程，深圳之所以能创造速度神话，其核心原因有两点：一是敢于创新，二是勠力同心。
这里的创新，不是孤注一掷的盲目冒进，而是在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下积极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的成熟经验，却不生搬硬套，而是以务实的态度将其与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勠力同心，则是“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人们在白手起家的困难中，合力攻坚的奋斗。在这条不到一千米的振华路上，每一项载入史册的资本市场改革，都深刻地印证了这种理性的创新，以及各行各业为了“一定要把事做成”而拧成一股绳的新时代拼搏精神。
探路——证券交易无纸化的创新
从一套结算制度开始
1990年，我调入深圳证券交易所负责证券结算交收工作。同年4月，在向深圳市政府和深圳人民银行汇报结算交易交收系统业务模型以及工作职能划分时，我们比照了中国人民银行三级联行的运作模式，并建议深圳市政府成立股票登记结算公司。这一系统的设计，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金融机构系统风险，从源头上杜绝股票黑市交易。
当时的规章管理创新面临很多现实制约。比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分业管理的规定，证券公司若要有现金交易交收，就必须配备金库和武装押运人员。然而，当年一家金融机构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只能获批一家证券公司，许多证券从业人员并非银行出身，别说点钞，恐怕连人民币的真伪都分不清。
如果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办法，有了现金收付就必须有武装人员，而且要由公安机关颁发合格的持枪证。这样就加大了证券公司的管理成本，也不可能在每一个证券公司楼下都挖一个金库，如果这些全做到，恐怕筹备期即使是一年的时间都不够。为了体现股市“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客户委托优先”的公平性，在筹备期间，深交所的领导和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既要合规合法，也要分工合作，决定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既合规合法又加快速度、降低成本。
无纸化流程在招商证券的首次试验
当时，深交所创立的这套无纸化方案，包括股票无纸化和结算资金转账系统的无纸化。关于股票无纸化交易，我曾在2020年写的《我与深交所的“无纸化”设计——深交所创建初期历史回顾补遗》一文中，作了详细的介绍，现在重点谈资金方面的交收无纸化。当时，我反复思考资金交收无纸化的操作流程是否可行，因为这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可参考案例，也没有现成的文本。为了实现资金交收无纸化这个目标，各方面的协同配合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里面涉及了初创的证券公司和证券营业部、各大金融机构、深交所、股票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市邮电局电信处，以及深圳人民银行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1990年4月，招商银行筹备成立证券营业部，设在深圳南油新能源大厦。我代表深交所去验收检查现场时，出具了10份客户委托模拟凭证，包括买入、卖出、撤单等业务，结果他们完全套用银行传统的储蓄员模式，工作人员既要收现金，又要向“红马甲”（证券部派驻交易所场内交易员）报价，当股价发生变动时，又要替客户更改委托单、增加资金、减少资金或办理退款，工作效率极低。
看到这个情况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检验我们交收无纸化方案的绝佳机会。于是，我及时回去向主管业务的深交所法人副总经理禹国刚汇报了详细情况，并提出了在招商银行证券营业部推行试行方案的想法，希望深交所领导支持我完成这次测试，验证一下我们的方案。
领导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于是，我向招商银行证券营业部筹备组全面细致地讲解了我们的流程和方案。招商银行是1987年成立的，时任行长王世祯对我们深交所的建议非常重视，直接委派了人事部负责人左汉军和机构部负责人杨鶤来全力配合我的工作。
经过两周紧张的岗位职能调整和业务培训，这次试验工作取得了圆满的效果，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原本按照旧模式一个证券柜台营业员每天只能做10到20笔业务，调整后直接可以顺利完成200到300笔业务。
这次试验成功后，配合我工作的杨鶤担任了招商证券营业部的第一任经理。可喜的是招商证券后来发展迅速，于2009年1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现市值为1626.3亿元人民币；2016年10月，招商证券又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H股，市值为1317.5亿港元。
今天，当年位于南油新能源大厦的第一家招商证券营业部，已经变成了中国证监会授权的全国证券期货投资者教育基地。
回过头来看，这次试验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提振了深交所全面推行无纸化的信心，也成了后来深圳金融业“各部门拧成一股绳、合力办成事”的一个缩影。今天看这种岗位分工和无纸化操作似乎顺理成章，但在当时，它绝不只是简单地把现金交易换成存折登记，而是重新建立了一套权责清晰、相互制约的证券交易秩序，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大胆摸索出的一条新路。正是因为有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人民银行、招商银行和深交所这样跨部门的紧密协同，一项全世界都没有样本的金融创新，才能在短短两周内落地见效，为深交所推动全面无纸化操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后来的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跨界合作范式。
凝聚——从市场低谷到振华路第一家证券营业部的创立
证券营业部在协同中次第落成
1990年8月，第二家新的证券营业部——深圳国投基金证券营业部获批筹备，我全程参与了筹备和指导工作。我们吸取了上述工作的经验，从一开始就严格执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设计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各部门展现出了高效的齐心协力：深圳人民银行迅速批准了深圳中国银行的一家办事处与深圳工商银行的一家办事处作为储蓄网点，直接派驻到国投基金证券营业部，协助处理现金交收（当时国投基金部的财务主管是徐卫国，后来他担任了大鹏证券董事长）。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这两家证券营业部的筹备过程以及开展业务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肯定，为后来各证券公司成立证券营业部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标杆。
1990年12月1日，敢闯敢试的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紧紧把握住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历史机遇，决定先行先试，率先开始证券集中交易，杀出了一条创建新中国资本市场的血路，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我参与筹备的深圳国投基金证券营业部派出的红马甲温彤筠率先与有色证券部红马甲伍德民完成了第一笔交易，交易所试业成功。接着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开始申请筹备证券营业部，到1991年，深圳的证券公司（部）共有16家。
1991年2月，我正式调入深圳人民保险公司筹备证券营业部，选址在现今深南大道上的兴华宾馆二楼，面积约200平方米。
市场低谷在春潮中迎来转折
然而，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正发生着剧烈变化，各类报刊等新闻媒体关于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姓社姓资”的争论，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这也直接波及了刚诞生的深圳股市。
记得在1990年11月，在深圳股票柜台交易阶段，深圳发展银行股票的黑市价曾狂涨到240元/股。但到了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后，该股票在1991年初又暴跌到20多元/股。于是，在中国的证券交易史上，就有了一段深圳市政府连开5次救市会议，并开展政府第一次绝密救市的故事。它对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意义，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显现出来。
1991年，深圳股市经历四个月连续下跌后，到4月22日这天，深交所的成交量竟然为零。这在国际股市上都很少见。不是深圳股票已毫无投资价值，而是投资者对股市失去了信心。又过了五个月，到9月5日，深证股价指数由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跌至45点，股市市值由50亿元跌至35亿元。熊市来了。一开始，大家还在观望，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抛售股票的行列。
为了稳定股市，深圳市政府动用两亿元资金，注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由时任深圳市财政局副局长、“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负责人金明与深交所的禹国刚负责开展绝密救市行动。有人对这次救市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时间：1991年9月-10月；救市资金：“深圳股市调节基金”2亿元人民币；操作方针：稳住龙头股，稳住大势；指挥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决策主体：深圳市委、市政府；现场总指挥：金明、禹国刚。经过此次绝密救市，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从救市前的9月7日的13.75元/股，涨到10月10日的26元/股。再过几个月，该股票涨到38元/股。
不管赞同还是反对，新中国第一次政府救市是利用经济杠杆调节股价，符合国际惯例，极大地恢复了股民对股市的信心，维持了深圳股市稳定，达到了政策目标。在救市前，深交所率先取消了涨跌停板这个“紧箍咒”，为救市时大势急速翻转提前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极大地缩短了熊市时间，使深圳新一轮牛市大步流星地走来。深圳股市的管理者在这次救市中经受了锻炼，也为中国股市的发展提供了经验。经受了股市狂涨暴跌的深圳股民，在新一轮牛市中不仅又赚到了钱，皆大欢喜，还极大地增强了投资的风险意识。
1992年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深圳并发表南方谈话，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股市“姓资姓社”等许多重大问题，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深圳特区报》刊载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转述了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广大群众的证券投资热情空前高涨。深圳、上海两地的各个证券营业部纷纷升格为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进一步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据有关部门统计，1992年深交所吸纳了异地会员（证券公司）175家，遍布全国43个大中城市，其中30家进场交易；吸收5家异地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上市，全国各地的资金纷纷涌入深圳。这与深交所刚建立时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1993年，主持深交所全面工作的法定代表人禹国刚，推动深交所在全球股市中第一个同步实现“四化”，即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深交所一跃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知名证券交易所，其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如今，中国股市已经走过36个春秋，上市公司有5000多家，市值超过120万亿元，股民约两亿人，投资于基金的人约5亿人。其中，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带动了证券、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引领了深圳高端要素市场和高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深圳在全国资本市场的重要位置，而且对深圳国有企业改革、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以及深圳市民增加资本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深交所的建立为深圳经济特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使深圳从昔日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全国第三大城市。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现在，深圳不仅是全国知名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创新中心，而且还是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2026年11月，APEC会议将在深圳召开，深圳在国内国际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更进一步发挥其大湾区经济发展核心引擎的作用。同时，深圳资本市场也将进一步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助推器作用，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交易热潮将证券营业部带向振华路
我们200平方米的人保证券营业部，每周日下午开始就已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例行交易下午收市后，营业大厅一片狼藉，挤掉的凉鞋跟、发卡、纸片等落得到处都是。由于当时营业部没有防盗门和防火门，给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为了防范风险，时任人保证券营业部经理唐晓明、副经理李敏和副经理徐虹（我本人）三人，决定寻找新的营业场地。
1992年3月，我跟李敏经过几天的寻找，看上了离我们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的振华路，刚刚落成的桑达电子大厦二层一块1000平方米的毛坯房。当时的振华路全长仅1100米，因振华电子083基地而得名，最早是赛格电子的配套市场，分布着电子元器件、传统家具、钟表五金维修及文具印刷等店铺。我和李敏以每平方米30元、五年后再涨至50元的租金，租下了桑达电子大厦第二层，分两个单元作为营业场地。由于场地面积大，我们选择装修了500平方米作为散户大堂，另一边准备精装修为大户室。
多方合力落地首家振华路证券营业部
场地选好后，最大的难题是通信基础设施。1992年装一台电话入户押金要5000元，而且必须等深圳邮电局有线拉过来才行。时间紧迫，我回到深交所向主管领导王健、禹国刚汇报，请求支持。深交所总工程师王侯由于与当时的深圳市邮电局电信处许处长联系密切，正好桑达电子大厦也因业务需要申请专线，这样在极短时间内，电信处为桑达大厦拉通了专线，加快了我们的装修进度。同时，深圳人民银行也特批了深圳中国银行、深圳工商银行营业网点进驻我们的柜台提供金融服务。
在各方齐心协力下，我们在三个月内完成了装修，成为振华路上的第一家证券营业部，并为这条路日后作为“证券一条街”树立了标杆。1992年12月，我又调入南方证券，开始了新的筹备工作。
振华路并不是先被规划成“金融街”，然后才有机构进驻。恰恰相反，它是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被一件件具体问题“做”出来的：缺场地，就找场地；缺专线，就协调专线；缺资金交收网点，就联系银行进驻证券营业部设立资金交收柜台。深圳速度的背后，并不是省略程序，而是不同部门在守住规则的前提下，不推诿、不等待，一起合力把事情办成。
繁荣——“证券一条街”的形成及其对深圳金融发展的贡献
从一家证券营业部到证券街一条街
从1992年开始，通过深圳人民银行和深交所的大力宣传，振华路的金融聚集效应迅速放大，各地新的证券营业部纷纷扎堆振华路，振华路就变成了“深圳证券一条街”，民间戏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在最高峰时，这里聚集了近30家证券营业部，日均交易金额近十亿元。高峰时，桑达大厦楼上通讯电子厂，二楼人保证券（后改为银河证券），楼下南方证券、大鹏证券；飞亚达大厦楼上钟表厂，楼下国信证券、工商银行；兰光大厦楼上彩电车间，楼下华夏证券；深纺大厦楼上纺织车间，楼下特区证券、人才市场；一条街上工人、股民、商户三大类人群共存。而振华路的租金从最初 的每平方米30元飙升到200元，依然一铺难求。
回 过头去看，这条千米长街其实就是中国金融街的最早雏形。当年全国各地的资金，就是通过这条街上的几十家证券营业部、通过那几根电话线，源源不断地流进深圳经济特区的，这为早期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运转，自发地做好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和业务样板。
由于深交所无纸化方案的规定，当时没有第三方存管，一家证券营业网点需配备两家金融机构派驻，采取银行存折与券商保证金账户联动的方式。因此，最高峰时深圳五大国有银行（人民银行、工行、中行、农行、建行）、股份制银行、本土银行、信托营业部及城市信用社全都在振华路落户。
“银联”的诞生
全国资金的大量涌入与金融机构的扎堆，派生了振华路ATM机的极度火爆。当年深圳ATM机最多的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为此，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为了本行本市ATM机的同城通兑，发行了“鹏程卡”，专门解决人民币和小额港币的取现。振华路的兴起使得国内资金大量涌入深圳，也让这里的ATM机密度冲到了全国第一。
1992年10月25日，随着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深圳人民银行卸下了管理证券市场的重任，回归职能管理部门身份。面对ATM机爆发式发展的现状，深圳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副行长王喜义、肖少联联系了深交所，共同探讨关于ATM机管理的规范规定——这便是银联最早的雏形。深圳人民银行派人事处长范海东等人与我们一起，详细考察学习了深圳中国银行鹏程卡的设立和运作规定，最终由深圳市人民银行设计出了兼具中国特色与深圳特色ATM机最早的管理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申请了“银联”这个称呼。
虽然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将银联划拨给上海，这成了我们的遗憾，但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这套方案不仅解决了当时股民取钱难的问题，更打破了银行之间互不相通的壁垒。我们当年在振华路上摸索出的这套跨行通兑方案，其实就是今天中国跨行跨区域支付清算系统最早的源头。
金融街助力深圳腾飞
我是在1986年调入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的。当年的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还是一个“借差行”（本地存款不够放贷、需要向上级行借钱补头寸的银行分支机构）。如果我们想向客户发放贷款，自己拉不到足够的存款，就必须到广州分行去借额度和资金。如果上面不给钱，我们就没办法放贷，本地建设就要停工，主动权在别人手里。
但深交所成立以及无纸化联网以后，情况完全变了。全国各地的投资者为了买股票，必须把大笔的资金存进深圳指定银行的账户里。很快，各大银行迅速从“借差行”变成了“存差行”。这个转变对深圳的发展非常关键。有了这些充裕的存款，深圳的银行才能自主地给本地那些刚刚起步、白手起家的民营高新科技企业和实体企业发放贷款，增强了银行对本地企业的支持能力。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回过头来看，当年深圳各大银行从“借差”到“存差”的命运跃升，恰恰用历史事实印证了这一规律。正是因为有了深交所和振华路对全国资金的聚集，深圳经济特区才有了充沛的金融血脉，进而有能力自主地滋养本地实体经济的肌体，为深圳后来高新科技产业的爆发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这种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持续赋能，在后来的三十多年里，逐步演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本地的实体产业和前沿科技得以稳步壮大，而这些优质企业发展成熟后又选择登陆资本市场，进一步充实和活跃了资本市场。如今，仅深圳南山区一地，上市公司的数量就已经接近400家。这一雄厚的体量，正是本地资本市场长期培育、产业与金融双向赋能发展成效的直观佐证。
一条路，一座城，一种把事情办成的精神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回望振华路，它的繁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商业故事。沿着这条街，我们可以看到深圳资本市场早期完成的几次重要跨越：证券从实物走向无纸化，金融机构从各自分散走向协同联网，全国资金从交易柜台进入深圳经济特区，并进一步转化为支持城市建设和企业发展的金融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深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就无深圳的今天。
如今，振华路又变成了华强电子一条街的后方基地。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一个有意思的轮回：它从早期的电子元器件店铺起步，自发集聚为金融中心，用资本市场海量资金反哺实体经济；三十多年后，它又褪去喧嚣回归实体，成为电子高新科技产业的后盾。这种从实体到金融、再回归实体的演变，恰恰呼应了深圳经济与深圳资本市场共生共荣的发展逻辑。
回顾这段历史，也让我越来越理解，深圳所说的“敢闯敢试”，从来不是不顾风险地向前冲。真正的创新，是既看到旧规则解决不了的新问题，又愿意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重建流程；真正的深圳速度，也不是少数人单打独斗，而是政府、监管部门、证券公司、银行、邮政局和技术人员面对难题时，都愿意向前多跨进一步。而当年在这里沉淀下来的这种“科学务实的创新”与“不推诿、合力办成事”的劲头，已经融入了深圳资本市场的血脉，伴随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代代传承。
（作者为深交所原结算交收部兼接待室主任 徐虹）
鼎阅齐鲁：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