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建德

2026年9月，笔者专程拜访英国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的出生与成长之地。

2025年元月，笔者因多年来的研究、再创作和全球传播《西厢记》成果，入选了英国具有百年历史的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里的中国》画册，也被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名校图书馆永久珍藏。

2025年8月，笔者特别先访法国巴黎“莎士比亚书屋”，然后奔赴意大利维罗纳，走进莎翁笔下的朱丽叶故居，面对面交流《<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纵横向比较》。

摘要：作为中国元杂剧的巅峰之作，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外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是跨文化戏剧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系统梳理英国权威百科全书、核心汉学家及主流媒体对《西厢记》的相关评价，从学术定位、汉学解读与大众传播三个维度，呈现该剧在英国文化场域中的经典化历程。研究表明，英国文化界普遍将《西厢记》视为中国戏剧的诗意典范与爱情杰作，其反封建主题、优美曲词与鲜活人物塑造获得高度肯定，并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西方经典形成跨文化对话。与此同时，基于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化解读——包括爱情观的个体化偏重、对大团圆结局的争议以及文体定位的分歧——亦揭示了跨文化经典建构中本土价值与文化重构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西厢记》；英国汉学；跨文化传播；经典建构；中国元杂剧

一、引言

《西厢记》以五本二十一折的宏大规模、诗化曲词与反封建爱情主题，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标杆。跨文化视域下，文学经典的建构并非单向输出，而是本土文化筛选、解读与重构的过程。19世纪末至今，《西厢记》通过译介、演出与学术研究进入英国文化场域，从陌生的“中国戏剧”演变为可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对话的东方经典，其接受历程折射出中英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本文拟从权威典籍的学术定位、汉学家的深度解读、主流媒体的大众传播三个层面，系统考察英国文化界对《西厢记》的接受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跨文化经典建构的内在逻辑。

二、经典定位：权威典籍的学术认证

（一）《大英百科全书》的核心评价

《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Britannica）作为西方权威知识体系的代表，在介绍中国文学艺术时，将王实甫的《西厢记》（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明确列为13世纪元杂剧的巅峰代表作之一，称其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爱情戏剧。该条目从多个层面概括了其核心价值：在文学价值上，明确指出《西厢记》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其曲词优美、结构精巧，是中国抒情诗歌的代表作；在篇幅与艺术特征上，强调该剧“篇幅比其他元曲长出几倍”，结构宏大而精巧，远超同时代作品；在主题思想上，突出其反封建礼教、歌颂自由爱情的进步思想，称其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爱情喜剧”，并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视为对婚姻自主的朴素诉求；在历史影响上，肯定其“对后世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认为其艺术成就深刻塑造了中国戏剧的发展轨迹。《大英百科全书》还将《西厢记》与《沙恭达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列，视为东方文学探索人性与自由的代表作。其总结性评价指出：“《西厢记》以其高度的文学价值与对后世戏剧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元杂剧的典范。它大胆挑战传统礼教，歌颂自由爱情，以优美的诗性语言和细腻的情感刻画，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爱情杰作。”

（二）学术体制中的经典固化

英国高校文学史与汉学著作普遍收录《西厢记》，将其列为元代文学核心文本，奠定其学术经典地位。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名校图书馆藏有《西厢记》英译本与研究文献，并将其纳入东亚文学必读书目。汉学著作将其定义为“中国抒情戏剧的典范”，强调其在东方文学中的标杆意义，标志着该剧在英国学术界的持续经典化。

三、汉学家的深度解读：从译介到价值重构

英国汉学家是《西厢记》经典化的核心力量，通过译介与研究，从文学审美、思想内涵、文化比较三个层面完成了对该剧的价值重构。

（一）早期译介：初识东方诗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19至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中国文学史》作者。1901年，他在《中国文学史》中首次英译《西厢记》片段，评价其“情节精妙、语言极富诗意，细腻心理描写赋予角色真实人性，跳出才子佳人俗套”。他高度赞赏王实甫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认为该剧突破了传统戏剧模式，成功塑造了崔莺莺、张生、红娘等立体人物形象。他尤其肯定红娘“机智泼辣、挑战礼教”的形象，认为这是中国戏剧中女性角色的经典突破。翟理斯将《西厢记》纳入西方中国文学研究体系，奠定了英语世界对该剧的早期认知基础。

（二）全译与深耕：经典形象成型（20世纪中期至晚期）

熊式一（S. I. Hsiung，1902—1991），华裔剧作家、翻译家，于1935年在伦敦出版了首部英文全译本《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为《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在译本序言及公开评论中，将《西厢记》定位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强调其跨文化的爱情主题能够引发全球读者的共鸣。他认为该剧文辞兼具典雅与通俗，是世界戏剧宝库的珍品。其译本出版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盛赞其为“一首令人心爱的舞台好诗”，称其能“与我们最佳最妙的中古经典戏剧并驾齐驱”。译本以散文体呈现，兼顾可读性与舞台性，并被改编为舞台剧在伦敦上演，进一步推动《西厢记》进入英国大众视野。

杜威廉（William Dolby，1936—2015）是英国顶尖的中国戏剧研究专家、欧洲汉学传统的重要继承者。1984年，他完成了《西厢记》的第五个英文全译本（West Wing），以《西厢记：中国最著名的戏剧》（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China‘s Most Famous Play）为题出版。杜威廉高度评价该剧为“中国戏剧的诗意典范”，认为其人物塑造鲜活、情感表达细腻，将东方爱情美学与戏剧形式完美融合，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人文精神的“关键文本”。他称其为“元曲艺术集大成者，结构完美、曲词如乐、人物鲜活，是东方戏剧美学典范，更是对封建礼教的诗意反抗”。其译本注重还原戏曲体制，强化了《西厢记》的“戏剧经典”属性，进一步推动了该剧在英语世界的学术传播。

龙彼德（Pete Long），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称《西厢记》为“中国诗剧瑰宝，每段唱词皆为抒情诗，用爱冲破束缚，精神高度比肩莎士比亚，更具东方婉约与哲思”。

（三）文本深层结构的挖掘

以程思丽（Patricia Sieber）为代表的当代汉学家，致力于通过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视角，挖掘《西厢记》文本中的“隐藏意义”和深层结构。她的研究为理解该剧的叙事策略与思想内涵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此外，著名汉学家夏志清也曾为英译本撰写导读，进一步推动了《西厢记》在英语学术界的接受。

（四）核心共识与差异解读

综合英国汉学界的多元评价，可归纳出三大核心共识：其一，在诗性语言方面，学者一致推崇曲词“华丽典雅、韵律和谐”，赞其为“东方抒情诗剧”；其二，在反封建精神方面，肯定张生、崔莺莺反抗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主题，视其为“人性觉醒的赞歌”；其三，在人物塑造方面，认可崔莺莺“含蓄叛逆”、红娘“机敏勇敢”的形象，认为其突破传统女性刻板印象。

然而，文化语境的差异也导致了显著的解读偏向。在爱情观上，西方视角更强调“个体自由与情感自主”，弱化“礼教反抗”的社会批判性，将崔莺莺的叛逆解读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而非对封建制度的挑战。在结局认知上，西方读者更接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结局，对《西厢记》“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大团圆结局，认为其“妥协性强，削弱爱情悲剧力量”。在文体定位上，部分学者将其视为“抒情长诗”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因西方戏剧重冲突与行动，而《西厢记》以曲词抒情为主。这些差异并非对《西厢记》艺术价值的否定，而是揭示了跨文化接受中本土审美传统与文本特质之间的复杂互动。

四、主流媒体与大众接受：经典的大众化传播

（一）媒体评价：诗意东方的文化符号

英国主流媒体在不同时期对《西厢记》的关注与报道，从电影、邮票、舞台演出等载体切入，生动反映了该剧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历程。

1928年至1929年间，中国默片《西厢记》在伦敦公映。《泰晤士报》（The Times）发表评论，称其为“优雅、清新且礼貌的作品”，无暴力与刺激，充满东方诗意，观众看完“唇齿留香”。评论特别称赞崔莺莺的表演“颇似玛丽·璧克馥”，认为该片是中国早期电影的成功代表，其剧情令人“如同重读古中国神话一般”。美国媒体《Video Librarian》在评论侯曜1927年执导的同一部默片时也指出，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故事”，能让人“一窥中国电影的起源”，其“制作价值令人着迷，服装华丽”。《泰晤士报》等主流媒体多次评介译本与演出，将《西厢记》塑造为东方爱情诗剧代表，称其“东方最美的爱情诗剧，文雅清新、诗意盎然，余香满口”，并常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比，称其为“中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更含蓄、富诗意与哲学”。

（二）邮票传播：方寸之间的文化符号

1983年，中国发行全套《西厢记》特种邮票，在英国文化界引起积极反响。英国《集邮周刊》（Stamp Weekly）以该套邮票为封面，评价其“构图精妙、人物栩栩如生”，认为邮票将《西厢记》的经典意象转化为艺术精品，是中国邮票设计的巅峰之作，有力推动了《西厢记》在英国文化界的传播。同年5月，英国《外国邮票》月刊（Foreign Stamps）封面刊登“听琴”片段，称其“不仅是邮票，更是艺术品”，精准还原了《西厢记》的东方美学，成为中英文化交流的重要符号。

（三）演出传播与学术持续关注

当《西厢记》以戏剧形式在英国上演时，主流媒体亦会进行报道，介绍其背景、剧情与艺术特色，强调其独特的东方艺术风格给英国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熊式一改编的舞台剧曾在英国皇家剧院演出；20世纪后期，越剧、京剧版《西厢记》赴英巡演，以视听艺术强化了“东方经典”的认知。此外，早期传播阶段（18至19世纪），外销瓷器上绘制《西厢记》场景，成为英国民众认知中国故事的窗口，为该剧在英国的文化接受奠定了初步印象。从瓷器图案到舞台演出，再到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西厢记》在英国文化场域中的经典化呈现出多层次、多渠道的传播格局。

五、跨文化经典建构的逻辑与启示

（一）建构逻辑：三重筛选与重构

《西厢记》在英国文化场域中的经典化，遵循着跨文化经典建构的深层逻辑。首先是价值契合：《西厢记》的爱情自由、人性解放主题，契合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易于引发共鸣；其“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念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共鸣力量。其次是审美适配：诗化曲词与西方抒情诗、浪漫主义戏剧审美相通，被解读为“东方浪漫主义典范”，熊式一和杜威廉的译本在保留原作诗性特质的同时，以西方读者熟悉的戏剧形式呈现，实现了审美层面的有效转换。最后是文化重构：英国文化界基于自身语境，弱化“封建礼教批判”，强化“个体情感与诗性审美”，完成了经典的本土化重构。

（二）启示：跨文化传播的双向性

《西厢记》在英国的经典化历程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第一，经典不是固化标签，而是中国文本与西方文化语境互动的结果，本土价值与西方解读共同塑造其跨文化形象。从翟理斯的文学史书写，到熊式一的译本传播，再到杜威廉的学术深耕与程思丽的文本细读，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不同文化主体对经典的选择性强调与创造性诠释。第二，差异化解读是跨文化传播的必然产物，文化语境差异导致解读偏向，无需追求“唯一正确”，多元解读恰是经典生命力的体现。第三，译介是核心桥梁，高质量译本兼顾“忠实原文”与“西方可读性”，是经典跨文化传播的关键。英国文化界对《西厢记》的评价体系呈现出清晰的层次：百科全书提供了权威的学术定位，强调其反封建主题与诗意艺术；汉学家通过翻译、研究与比较，将其定位为中国戏剧的诗意典范，揭示其在人物塑造、心理描写与跨文化比较中的独特价值；主流媒体则从电影、邮票、舞台演出等大众文化载体切入，以“东方诗意”“优雅经典”等标签，将其塑造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六、结论

综合英国权威百科全书、核心汉学家及主流媒体的评价，《西厢记》被公认为一部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元曲杰作，不仅在英国享有盛誉，也常被西方世界拿来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提并论。跨文化视域下，《西厢记》在英国的经典建构是权威典籍定位、汉学家深度解读、大众传播赋能的合力结果。英国文化界既认可其文学巅峰、反封建精神、诗性美学的本土价值，也基于西方语境形成爱情观、结局认知、文体定位的差异化解读，最终将其建构为可与西方经典对话的东方爱情诗剧典范。

这一历程表明，跨文化经典建构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动态重构的过程。中国文学经典走向世界，需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尊重文化差异，通过高质量译介与多元传播，实现经典的跨文化重生。《西厢记》在英国文化场域中的经典化历程，堪称中英文学交流与跨文化对话的典范案例，其经验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经典如何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获得持久生命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