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德‖著名学者钱穆与古典《西厢记》的文化交集精华热点

作者：雷建德

摘要：钱穆作为现当代贯通经史、融通古今的史学泰斗，毕生治学以阐发中国历史精神、守护儒家人文传统、赓续民族文化生命为核心使命，虽然没有专门从事戏曲研究，亦无针对《西厢记》的专项评点、校勘专著与专题论文传世。然而，其浩瀚的学术体系、文化论著与讲学语录中，蕴含着对中国礼教精神、人情伦理、雅俗文学、民族心性的深刻论断，能够与《西厢记》文本内涵、精神主旨、古今接受形成跨领域、跨维度的深度思想对话。钱穆立足于儒家本原立场，辩证审视“礼”与“情”的共生关系，反对简单化、二元对立地评判传统礼教；而《西厢记》以戏曲文学的艺术方式，生动呈现了传统社会中礼教秩序与个体真情之间的张力、冲突与调和可能。二者虽无直接文献因缘，却在中华人文精神的深层脉络中高度契合，共同回应着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安顿人情、如何包容个体生命诉求的永恒命题。将钱穆文化思想引入《西厢记》阐释体系，能够跳出近代以来单一的“反礼教”启蒙解读范式，回归中国文化本体视角，丰富《西厢记》现代学者接受史谱系，为古典戏曲的当代学术阐释提供更为中正、厚重、圆融的理论参照。

关键词：钱穆；《西厢记》；礼教；人情；儒家文化；古典戏曲；现代接受史

一、引言

七百余年以来，《西厢记》始终屹立于中国古典戏曲与文学经典之巅，其文本阐释、舞台演绎、中外传播与学术研究绵延不绝，形成体量庞大、脉络清晰的接受史与再生史。纵观近现代《西厢记》研究脉络，大致可分为两大主流路径：其一为戏曲文学专业研究路径，聚焦版本源流、作者考证、曲律声韵、文本校勘、舞台改编，以王国维、王季思等戏曲大家为代表；其二为思想文化阐释路径，立足时代思潮，借《西厢记》解读传统礼教、人性自由、情感伦理，以钱玄同、李泽厚、叶朗等现当代学人为主流。

在众多研究谱系之中，史学大家钱穆的阐释视角独树一帜、尤为稀缺。钱穆一生治学横跨经、史、子、集，以宏阔的通史视野审视中国文化整体生命，极少专门涉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更未对《西厢记》进行直接评述。但他关于儒家礼乐本原、礼教流变、人情伦理、雅俗文化共生、民族文化连续性的系列核心论断，为《西厢记》提供了区别于启蒙视角、美学视角、纯文学视角的史学文化阐释框架，极具补白价值与修正意义。

近代以来，学界长期习惯于以现代个体自由观念审视传统，将《西厢记》简单定义为“反封建、反礼教”的反抗文本，将崔张爱情与传统礼教完全对立，形成固化的单向解读模式。而钱穆的文化思想，始终强调回归中国文化本位，区分“本原儒家礼乐”与“后世僵化礼教流弊”，主张礼源于情、情理合一，倡导以连续性、整体性视野看待民族文化演进。这一学术立场，恰好能够矫正既往研究的片面性，帮助学界重新辩证看待《西厢记》中“礼”与“情”的复杂博弈关系。

因此，钱穆与《西厢记》的文化交集，并非表层文献评点的交集，而是深层文化精神、伦理观念、人文理想的跨时空对话。本文立足钱穆核心学术思想，从礼教与人情辩证、雅俗文学观念、民族文化生命延续三个维度，搭建二者的学术对话体系，同时纳入笔者“雷·西厢”完整研究谱系，充实《西厢记》现代学者文化交集的研究板块，拓展古典戏曲经典的当代阐释边界。

二、礼本于情：钱穆礼教思想与《西厢记》的核心伦理对话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朱子新学案》《论语新解》等核心著作中，反复阐释其最为核心的礼教观：儒家本原之礼，并非束缚人性的外在枷锁，而是源于人心真情、安顿人情秩序的人文规范。礼的诞生，根植于人伦情感、社会交往与日用生活，其终极目的是成全人情、涵养人心、和谐人伦，而非压抑欲望、禁锢真情。后世宋明以降，部分礼教条文日趋僵化教条、脱离人情本真，演变为束缚个体的刻板规范，这是文化流变中的“流弊”，而非儒家礼乐的本原精神。

这一辩证思想，为重新解读《西厢记》的核心冲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西厢记》全剧的戏剧张力，集中体现为崔、张真挚情爱与崔夫人固守的门第礼教、婚约旧制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现代解读多将这一冲突简化为“人性真情对抗封建礼教”的二元对立，笼统将传统礼教全盘否定。而以钱穆思想观照文本，便可形成更为精准、中正的阐释：崔夫人所坚守的，是后世固化、教条化的门第礼教与等级秩序，是脱离人情本真的外在礼法桎梏；而莺莺、张生、红娘所坚守的，是人心本然、真挚纯粹的自然人情。

二者的冲突，不是情与礼的绝对对立，而是僵化之礼与本真之情的矛盾。这也正是《西厢记》人文价值的深刻之处：作品从未彻底否定传统礼法与人伦秩序，而是批判僵化礼教对人性的扭曲、对真情的压抑。崔莺莺的人物复杂性，正印证了情理共生的传统特质：她出身名门、深谙礼教规范，始终在礼教约束与内心真情之间反复挣扎、犹豫徘徊，既有对真挚爱情的热烈向往，又有对礼法人伦的敬畏恪守，最终在情理博弈中寻求和解与圆满。

在钱穆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情理交融、礼乐相和。无情之礼为苛礼，无礼之情为滥情，唯有情理平衡，方为人文正道。《西厢记》的艺术审美与价值内核，恰好契合这一传统理想。剧中情爱真挚纯粹，却绝不放纵低俗；离别相思深切绵长，却始终克制有度。尤其是《长亭送别》一折，千古绝唱，情景交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将恋人离愁别绪写得淋漓尽致，却始终保有温润典雅的东方分寸感，完美诠释了中国式情理兼顾的审美品格。

同时，钱穆对宋明理学的重释，进一步深化了二者的思想交集。世人多误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否定人情，钱穆则明确辨析：理学所克制的是自私泛滥的私欲，并非正当自然的人情人欲。男女爱慕、夫妇伦常，本为儒家五伦核心，是天理包容的自然人性。《西厢记》歌颂自由真挚的男女情爱，最终追求科举登第、明媒正娶、阖家团圆的圆满结局，始终立足传统人伦框架之内，并未突破传统伦理体系。它追求的是合乎人情、合乎人伦、合乎正道的真情婚姻，这与钱穆阐释的儒家情理精神高度契合。

三、雅俗共生：钱穆文学观视域下《西厢记》的文体价值定位

钱穆的文学观深植传统文脉，秉持“文以载道、文以养心、文以育人”的核心理念，强调文学的人文教化与性情涵养功能。在其学术体系中，经史诗文为正统精英文学，承载民族道统与士大夫精神；戏曲小说为后起的通俗文学，根植民间生活、承载大众情志，二者并非对立割裂，而是同源共生、互补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民族文学体系与文化生命。

钱穆指出，宋元之际，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通俗文艺勃兴，填补了精英诗文之外的大众情感表达空间。士大夫诗文多书写家国情怀、德性修养、人生出处；而戏曲小说直面人间悲欢、男女离合、世俗百态，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真实情感与生活世界。精英文学塑造民族风骨，通俗文学涵养民族心性，二者共同滋养民族精神、延续文化脉络。

《西厢记》正是中国雅俗文学交融最完美的典范，完美契合钱穆的雅俗共生理论。其故事源头为唐代元稹传奇《莺莺传》，带有文人感伤色彩；经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民间重构，完成世俗化改造；最终由王实甫以杂剧体制定型，以典雅文辞、精工意境、雅致韵律升华民间叙事，实现文人审美与民间情志的完美统一。整部作品，既有士大夫诗词的典雅意境与文学底蕴，又有民间大众认同的真情理想与圆满诉求，成为雅俗共赏、古今传诵的文学高峰。

基于钱穆文学观，可彻底打破“《西厢记》是市民文学反抗精英正统”的片面论断。王实甫深谙传统诗文法度，剧中曲词化用历代诗词名句，意境悠远、辞藻清丽、气韵典雅，处处彰显文人审美素养。作品对真情的歌颂、对良缘的期许，并非颠覆传统道统，而是以民间文艺形态，补全正统诗文较少言说的人间情爱与人伦温情，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维度与人文内涵。

与此同时，钱穆对通俗文学保持着传统学者的审慎态度。他始终认为，经史儒学是民族文化主干，戏曲小说为文化支流，不可本末倒置。这种审慎视角，为《西厢记》研究划定了合理的学术边界：《西厢记》虽为情爱文学巅峰，但其价值是丰富人伦情感、滋养世俗人心，并非重构一套独立于儒家伦理之外的价值体系。这一认知，让《西厢记》的文化定位更加客观、中正、立体。

四、文脉永续：钱穆文化生命观观照《西厢记》千年再生史

“文化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有机体”，是钱穆毕生治学的核心宗旨。他反对文化断裂论、新旧对立论，强调中华文脉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包容性、自愈性与再生性。文化在时代更迭中不断调适演变，外在形式随世而变，内在人文内核恒久传承，在变与不变之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这一核心思想，能够完美阐释《西厢记》七百余年生生不息的传播史、接受史与再生史，构成二者最深层、最宏大的文化交集。《西厢记》跨越元、明、清、近现代直至当下，历经王朝更迭、思潮变革、审美迭代，始终保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与文化影响力，在不同时代被不断重释、改编、演绎、传播。

明代文人侧重欣赏其才情文采、至情精神，将其奉为“古今情戏第一”；清代评点家在喜爱其文辞的同时，仍以传统礼教尺度审慎审视、辩证取舍；五四启蒙时代，其反抗僵化礼教的特质被极大凸显，成为思想解放的文学符号；当代语境下，学界又从美学美育、非遗传承、跨文化传播、地域文化赋能等全新维度重新发掘其时代价值。

依据钱穆“文化常变辩证观”，《西厢记》的千年流变清晰呈现了中华文化的生命特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真挚人伦理想，是恒久不变的文化内核；而版本形态、舞台样式、解读视角、传播路径、价值阐释，则随时代发展不断革新演变。每一次改编、每一轮阐释、每一场传播，都是经典自我调适、自我更新、适配时代的过程，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鲜活缩影。

相较于近代学界热衷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礼教与人性的对立，钱穆的连续性视野更能看见经典传承的本质：《西厢记》看似书写对僵化礼教的突破，本质却是守护、纯化、回归情理合一的传统人文正道。它突破的是礼教流弊，坚守的是中华人伦真情的永恒底色，这正是中华文化能够历经沧桑、绵延不绝的核心原因。

五、学术边界辨析：审慎界定二者交集的研究尺度

为恪守学术严谨性，本研究必须清晰界定研究边界，避免过度阐释与强行附会。其一，钱穆无任何直接评述、专文、札点聚焦《西厢记》，不存在直接文本批评史料，二者交集属于思想体系视域下的跨文本对话研究，而非直接评点研究。其二，戏曲文学并非钱穆治学重心，其学术体系核心为史学、儒学、文化哲学，通俗文艺仅为其文化视野的边缘补充，不可拔高其对戏曲研究的关注度。其三，钱穆的文化立场带有鲜明的时代底色，重在守护传统文化主体性，其情理调和的阐释视角，与现代个体解放思潮存在差异，研究中需辩证取舍、客观看待，不可单一推崇。

正因存在以上边界，本选题更具独特学术价值：它跳出传统文献考据、直接评点的固化研究模式，以史学大家的宏观文化哲学，观照古典戏曲微观文本，实现史学、儒学、文学、文化学的跨学科融通研究，极大拓宽了《西厢记》现代学者接受史的研究维度。

六、结语

钱穆与《西厢记》，一为贯通古今的史学大儒，一为传唱千年的戏曲经典，二者分属史学与文学两大领域，无直接文献关联，却在中华人文精神的深层脉络中深度相遇、高度共鸣。钱穆以中正圆融的文化视野，重构了传统礼教与人情的辩证关系，打破了近代以来二元对立的固化解读；其雅俗共生的文学观念，重新界定了《西厢记》在中华文脉中的文体价值与文化位置；其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理论，完美阐释了经典跨越千年、持续再生的内在逻辑。

将钱穆纳入《西厢记》现代名家文化交集谱系，有效补足了传统启蒙解读、纯美学解读之外的史学文化阐释维度，让《西厢记》的现代接受史更加多元、立体、完整。在笔者构建的“雷·西厢”全链条学术体系中，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现当代学者与《西厢记》的对话谱系，打通史学与戏曲文学的研究壁垒，为古典戏曲经典的当代活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阐释，提供了更为厚重、开阔、中正的学术路径，让千年西厢文脉，在古今思想对话中持续焕发恒久的人文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