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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岳谈｜“勿谓言之不预”，中国什么时候才说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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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前 · 大众网官方账号
面对美国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5月29日，《人民日报》在3版发表《美方不要低估中方反制能力》评论文章。
文章虽然发在第三版，但仍然引起众多人士的关注，因为文章中出现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勿谓言之不预。文章称：“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多次发表严正声明，中美两国产业链高度融合，互补性极强，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贸易战没有赢家。奉劝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能力，勿谓言之不预！”
这是美国在贸易上对中国极限施压后，中国媒体第二次使用“勿谓言之不预”。
4月6日晚间，新华社发表评论：“这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是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一场斗争！美国严重错判了形势，采取了极其错误的行动。中国人向来不挑事，但也不怕事，尽管贸易冲突没有赢家，但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中国人会坚决斗争！勿谓言之不预！”
●含义
不用则已，用则不寻常。
“勿谓言之不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辞令，通常在“关键时刻”用于最严重的外交警告，一般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两大中央级媒体才能看到，可视为中国的“最后通牒”。当然，报纸因为具有“白纸黑字”特征，其传递的文化意义和分量往往高于其他传播手段。
“勿谓言之不预”，直白地说就是“不要说事先没警告过你”，表达本方最后态度，提醒对方三思而后行。
笔者认为，“勿谓言之不预”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刚柔相济的特征，这种文化特质上溯可至《周易》，并被后世儒家发扬光大，比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主张。“勿谓言之不预”一方面将儒家的“仁义礼信”等修养功夫做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对违背“仁义礼信”等行为提前并郑重发出警告，是“礼至义尽”的一种表达。
●出处
据考察，“勿谓言之不预”这句话最早见于清朝前期康熙41年（1702年）上谕《训饬士子文》：“……勿谓朕言之不预也，尔多士尚敬聼之哉。”
晚清李宝嘉所著小说《官场现形记》第十九回也用到这句话：“一经觉察，白简无情，勿谓言之不预也。”
●上次使用
“勿谓言之不预”上一次被提起，是在2017年夏天。当时，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中国军方人士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当中国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释放出最大善意和高度克制后，如果新德里仍执迷不悟，入侵者将面临被解放军清除出境的结果。
结果：这条新闻于8月6日发出，当月28日，外交部发布消息：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至此，持续2月余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宣告结束。
●历史性回望
1978年：严正警告越南当局
1978年12月25日，面对越南方面的挑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要严正警告越南当局，如果你们仗恃有苏联的支持，得寸进尺，继续恣意妄为，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
结果：54天后，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3月16日全部撤回国内，胜利完成作战任务。
1967年：预告对苏联展开反击
1967年7月3日，针对苏联间谍在我国窃取情报的问题，新华社发表通讯，指出“就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人员在我国非法进行窃取情报的活动，我国外交部向苏修提出强烈抗议”，文章结尾处点明“勿谓言之不预也”。
结果：经过两年的充分准备，1969年3月2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一个月后，解放军夺回珍宝岛，并于8月在岛上建立营房，开始常年驻守。
1962年：对印度“是可忍孰不可忍”
印度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还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警告印度尼赫鲁政府，立即从边境撤军，否则中方将使用武力，结尾处点明：“局势是险恶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要正告印度当局，勿谓言之不预也。”
结果：10月20日，解放军奉命自卫反击。短短1个月内，解放军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90余个据点，歼灭入侵的印军一部。
●非对外场合使用
历史上，“勿谓言之不预”并非都在对外场合使用。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15日在写作《陕甘宁边去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3页）一文时用到这句话：“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这是有据可查的毛泽东第一次在文章中使用这句话。
1949年1月28日，新华社发布广播，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身份，发表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同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他指出：“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了公布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公函写于1月16日，由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带回给傅作义。公函历数傅作义的罪责并提出警告和通牒：“……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结果：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关於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傅作义所部25万守军按协议陆续撤出市区，接受解放军改编。31日，解放军和平入城，平津战役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