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丽娟诗访谈”第二季：江非 | 诗作为生命面向语言与历史的自我陈述

“崖丽娟诗访谈”第二季：江非 | 诗作为生命面向语言与历史的自我陈述精华热点

2026-07-10 15:32:20 663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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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非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访谈对象：江非

江非，1974年生，山东临沂人，现居海南。著有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自然与时日》《泥与土》《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一只蚂蚁上路了》等十余部。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屈原诗歌奖、谢灵运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海子诗歌奖、丁玲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入选《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部）”青年诗人榜、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榜等。

访谈人：崖丽娟

崖丽娟，壮族。诗人，兼事诗歌评论。出版《有后缀的时间》《会思考的鱼》《未竟之旅》《无尽之河》4部诗集，和《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1部评论集。另出版10余部文史著作。在《作家》《诗刊》《星星诗刊》《诗潮》《诗林》《诗选刊》《扬子江诗刊》《上海文学》《作品》等刊物发表诗歌、诗歌评论、诗人访谈，有作品获奖，入选10余种年度选本。

崖丽娟：江非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新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出版，个人认为，这部诗集是您一部重要著作。您以哲学视角聚焦农村乡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明的撞击，重构乡土经验，很多诗篇是对于故乡、自然、劳作和日常生活的观察，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物之间的诸多关系，语言自然平实，诗风质朴厚重，积极推动新现实主义诗歌写作，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城市化带来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物的异化、人们身心难以安顿的困惑所进行的一种反思？

江非：丽娟老师好，感谢您的访谈。《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确实充满了去往的“乡间风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我对于自己的童年、少年的部分乡间经历的回忆。但这并不是我刻意去“聚焦农村乡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明的撞击，重构乡土经验”的结果，它其实是我个人一直以来的个人设定的写作体系中的一部分，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天性、人与个人史、人与普遍史”等我所认为的一个诗人必须面向的四个基本问题。这本诗集收入的诗歌都是关于第二部分即“人与自我天性”的，是对于人来自自然知觉的意识情感以及思维形式天性的探讨。如果说对于纯粹“自然”的探讨，其实是我的上一本诗集《自然与时日》。

《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更多地出现了人的实践性的一面，也出现了和自然贴近的更多的“幼年经验”和动物。我们这一代人的幼年，充满了童话、传说、寓言和故事，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荒野的，其中的主角就是动物。动物即整个荒野世界的形象化身。因为与其他的荒野之物相比，在形体和能力上，它们和人离得更近。它们可以在那些人类想象的故事中，代替人行动、说话，甚至是去思考。这些动物的故事，构成我幼年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让我随身携带。

这些故事，有的来自我的外婆和一个在夏夜讲故事的人的讲述，有的则是来自我的个人亲身参与的生活经历。它们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人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充满恐惧和好奇。它们像一场持久的地方性薄暮，进入了我的意识世界，并和生命深处的某种东西契合在一起。它们作为客观之物和人的“对体”，跟随并凝视着我，而我，也有时则会用另一只眼，向着那些空无之处寻找它们。

这些故事和荒野之物，为何会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成为要在一首诗里去述写的东西？我想，这主要是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在讲述人的自身，还是一种交流。除去那些寄予了人的愿望、期冀和想象的人为的故事情节，这些故事中还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命题，即人为何物。人们在这些动物的身上发现和认识了自身的自然性和原初性，那些动物其实是人自身的那些“剩余之物”，是隐藏在人的深处的那个“人类的幼年”，它们让人感受到了“人之初”，看到了人的情感、话语、思维的幼芽状态，以及和自然天地合一的那种纯然天性。由此，人们会在自身的时间中反复探望并试图唤醒和接近那种天性，以期获得那种浑然的超然智慧和生命原力，并通过它们庄严的提示和神圣的启示，来反观自身，发现人的存在之根，由此认识到那些“剩余之物”才是生命的真正所在。某种意义上，由那些动物所构成的时空消失、话语隐匿的沉默中的“另一世界”，不但是人之社会的故事之家，还是人之本真的存在之家。它们是作为“夜行者”而来，是作为存在者盘踞不去。这才是我写这些乡间之物的初衷。

这部分诗歌也不是出于对“城乡对立”的思考。在我的个人认知中，一个诗人的自然主义的态度或者是“自然写作”，在当下其实并非仅仅是一种历史紧迫性或者文学类型分类，而始终首先是人的现象学系统所决定的一个具有起源性的意识反应和精神要求。这样的写作和态度，在根本上从来不构成自然性与现代性、自然生活与城市生活等诸如此类关系的对立条件。相反，它因直接参与了人的现象学系统建造而是一种前定性统一。当我们讨论诗歌的“自然写作”时，在纯粹自然、人文自然、精神自然这三者之间，侧重的是纯粹自然，即我们常说的那个“大自然”。这个“自然”根植于人的天性。它在重新唤醒人的“感受”能力。

“自然写作”其实也是一种现实主义。诗歌中的“现实”作为“我在”的承载，在通过“我有”—语言和说，直接指明的是“我能”和“我是”。所谓“诗歌的现实”，和我们面对普通现实的知觉或理性的经验不是一回事，它的要求更高，它不是个人所经历的一切，不是那些所谓的“日常”现实，也不是那些所谓的时代现象与“现实”，不是那些“事情”，也不是所谓的“事实”，而是个人与历史记忆中的“事件”。什么是事件？耶稣走在路上被一个妇女驾着马车意外撞死了，不是事件，耶稣心甘情愿地被钉在罗马帝国的十字架上，才是事件。事件是一个启示，是一个例外，它面向普遍存在与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开启。“自然”是对于人的现实认知以及人的存在性的一个启示。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诗学”其实也是“生命诗学”。

崖丽娟：早在五六十年前，西方就有人开始实践以自然为中心的写作，我们似乎喜欢停留于以人类为中心的写作上，您诗集中那些描摹自然人文风景的诗很有画面感，比如《好的邻居》《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找红薯》等，我很喜欢。您对故乡、自然、劳作的咏叹，让读者情不自禁想回到自然环境去亲近自然。面对复杂的人类生存悖论，当代诗人应该如何抒写自然？

江非：二十五年前，我就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要做一个坚定的自然主义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我想除了因为我自幼就生长在以宿命论和道家哲学为精神核心的乡间，还因为我很早就深受庄子等这些古典自然哲学家的影响。这些都构成了我对于“人”的理解的情感基底和思想基础。

关于生态与自然的思考，如今也成为面向人类未来命运的一个热点话题。那么，什么才是我们所认为的“大自然”？它以什么样的本质属性，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内部而存在并因此和我们发生着不可疏离的关系？个人认为，“自然”和人的关系，起码包括了四个层级，在诗歌中，“自然”其实始终是人与时空关系的一种揭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层级。一是，原野的自然，它所显示的是对死亡的展示与对人的拒绝，人面对它，只能处于一种对时空的丧失之中，比如诗人李白在《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说的“自然”。二是，荒野的自然，它代表的是人的沉思与嵌入，人在其中获得空间中的存在，比如王维在《山居秋暝》等诗篇中所述。三是，田野的自然，它意味着劳作与亲和，人在其中获得时间的存在，比如陶潜在《归田园居》中所言。四是，视野的自然，自然在这里成为山水与风景，意味着情调、符号与消费，人在这种符号化的自然中呈现出了无奈的移情与身份的丧失，比如谢灵运的代表作《七里濑》中所描述的“自然”。

自然的根本属性，其实是事关存在启示的绝对死亡。作为原野，它给我们提供的是纯粹的时空形式，作为荒野，给人提供恐惧和敬畏，作为田野，给人的是劳作、生活和生命展开的形式。作为视野之物，给人的则是一个可以游览、拍照、制作、怡情的对于“自然”的观念性模仿和复制。借用马丁·布伯的话说，人在荒野的“自然”中，称颂的是“我和你”，在田野中，则称颂“我和他”，在视野中称颂“我和它”，在原野中，人无言称颂。自然在诗歌中呈现为三种质素：本质、属性和功能。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道出了自然的本质，王维的“清泉石上流”道出了属性，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则说明了自然的功能。它们和诗歌的关系分别是：语言在语言之中、语言在关系之中、语言在对象之中。其诗歌的话语形式分别是：“是自然……”“和自然……”“像自然……”。苏东坡是第四种，在“横看成岭侧成峰”中他说出了：“由自然……”，是“我思故我在”在自然的“形态”中。

我们所说的诗歌的“自然写作”和诗歌“对自然之物的书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一本诗集，在内容上即使全部都是写了江河湖海沙草土山田树花鸟虎狼猫狗这些事物，也未必是达到了诗歌中要求的“自然”，很可能只是一种对自然之物的书写。诗歌中的“自然”，包括了对自然之是的发现和对自然之事的描述，进而指向人的自然之心和自然之言。自然之心，就是一颗朴素、安静、理性、有爱并且时刻把握着人之本质和历史全局的心。“自然之事”就是人在简单、自醒的愿望之下，以简单的劳动工具，在自然之中开展的有限劳作，这样的劳作，它向人提供食物和收成，同时也让大自然成为一个时间得以展开的基础和深情场域，人在这个场域中获得人的时间和历史，但对于自然是一种人的补偿，而不是伤害。这样的时间，安全，健康，简朴，足以给自然以尊重，并给人以尊严。“自然之是”，则意味着我们在诗歌中所触及的自然性在根本上必须是一种存在性，必须到达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属性这个层面。这是自然写作的根本。这就是我们说到诗歌的“自然”时必须考察的四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标志。其中的“自然之言”，则要求诗人们放弃繁复的修辞的癖好，恢复词与物的那个原初关系。这一要求，是前三者的一个必然反映和检测物，在我们认识分辨有关具体作品时至关重要。“自然”，不但是人的生存基础，也是人的精神核心。人在自然之中寻找那些无法解答的人之疑问，并因此而安居自身游动的灵魂。“自然”要求我们不要仅把它视为工业文明中的生产资料，不要仅当作一种资源而无限攫取，它需要与人和谐相处、息息与共，要求人在宇宙论的视角之下，与自然保持着两不伤害的关系，要求人面对“大自然”，要有“自然之心”，要行“自然之事”。

天人合一，是人在精神上调节周边矛盾的终极追求，是人与真理的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种。自然生活对于诗歌的影响和诗人对于自然生活的迷恋，从《诗经》开始就从未停止，那时的诗人和那时的诗歌，几乎没有一首看不见自然之物的影子，新诗诞生以来，诗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于“天人关系”的解读，从未放弃对于天地的拷问和友谊，并且自觉地接受自然生活的影响写下了优秀的诗歌。毫无疑问，我们从自然生活那里获得了社会生活中所不具有的更大的自由，开拓人的心灵出路、寻觅人的精神归宿、调解人的自我关系，正是诗歌最主要的职能，在这一意义上，诗歌和自然生活的功用可谓不谋而合。

所以，我渴望大家在讨论“自然诗学”时，必须认识到，自然、生态、大地、地理、山水、田园、乡土、风景等这些概念的所指或强调性是完全不同的，必须把自然这个概念和其他的一些概念进行学理性的对比和还原，以更好地发现自然写作的诗学本质。同时，诗人们也必须在面向“自然诗学”时，把其从与江南诗学、新古典主义诗学以及乡土诗学和地方性诗学的交织中，以其独特的规定性独立出来，让“自然诗学”更加符合“自然”的本性。

崖丽娟：您已经出版诗集十余部，40年来坚持通过诗歌探讨生命、时间与存在的主题。您的写作也经历了很多阶段，创作中会受潮流的影响吗？诗歌对您意味着什么？它是对过去的总结还是面向未来的写作？

江非：在十来岁的少年时代开始爱好诗歌，至今已经持续了40年了。我对于诗歌的总体观念上发生了多次变化，而在每一阶段指导具体写作的简要理论，更是五花八门，有错的，有对的，有重复的，也有新思考的。直到2008年左右，我把我的诗歌观念总结为了一句话：诗是对“是”的一个发现以及对先验逻辑的重新映现。我觉得在我个人来说，这句话基本从形式、内容、发生、表达等等各个方面概括了我对于诗歌的全部理解。我个人认为，人类全部的语言、知识、思想以及历史的生产，其实就是对于“能”“是”“有”“在”这四个基本概念范畴的摸索，诗歌属于“有”的范畴，是纳取了“在”的范畴中的问题，向“是”的范畴回归以求解决的能量和方法的一个人类语言行为。这个观念至今还一直在指导着我对于诗歌的一些具体的认识，并成为我个人思考和写作的最高理论依据。

在任何不同时代的优秀诗歌作品里，其实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始终存在，这个始终存在的东西才是诗歌最重要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在诗歌上，我都不是一个到了何处就写何处风物的人，我认为所有真正的诗歌都是同一首诗，诗歌中的任何历时性都是次要的，共时性才是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在成长的历程中，都受到了各种诗歌传统的影响，包括中国古典诗歌、外国翻译诗歌，以及新诗百年以来的历代前辈诗人。但我个人基本没有什么潮流和流派观念，我只会认为这首诗好，那首诗不好，从不管其来自什么时候、什么流派，更不愿去加入什么流派或团体。我早年写平墩湖，也从没有在“平墩湖”之内，后来我写其他的诗，也还是围绕着诗歌的那个“自身的唯一”。

诗歌是有其自身的规定性边界的。诗歌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以为诗歌什么事都可以干，怎么干，还是要受到诗歌本质属性来规定，我们更不能以开放边界为由，来试图以诗歌替代其他的书写方式和形式，这不符合一般规定。我们可以以诗的形式去表达思想，但不能把所谓的思想或知识写成诗的形式。前者的思想是真思想，后者的思想仅是知识和思想性。而在诗歌中，我们也必须让“诗”完整地覆盖住“思”，让“思”处于诗的第三层，而不是作为修辞学家或者文化考察学家来用诗歌的形式写作。诗歌写作，代替不了哲学写作、历史写作、语言学写作、社会学写作。

诗歌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关乎“为什么写”的问题。用一个传统的概念来回答，应该就是：情怀。我写诗，就是因为一种“情怀”。情怀是什么？我想把它归结成以下三点：首先是对于生命所表现出的深度探望的欲望和爱，其次是对于生命的各种时间形式所构成的人类所持有的历史性的持久关注，第三，就是对于人类现实以及所面对的时代所自动接受的一种理解和言说的责任。这些年来，我试图通过诗歌一直寻找的就是：“我们与天国的交界之地”和“我们与地狱的交接之地”。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对于隐秘和未知的迷恋、追问，对于时间、快乐与痛苦的根源的挖掘。诗歌应该是对各种世界关系的确认和求证，但努力方向截然相反，它不是让各种关系更为明确、清晰，而是让它们更加模糊、错杂。在生产的机制上，诗歌其实是一种辩证法。

每个人出生以后，所面临的产生困扰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是我们对于个人生命的发问，也是对我们所参与其中的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发问。而诗人天生就负有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使命。去发现“我们与天国的交界之地”和“我们与地狱的交接之地”。当我们一旦行使这一发现时，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并且可以依据这些发现被诗歌带到一个更合情、更合理的去处。

对于诗歌，诗人里尔克曾说诗歌就是经验，他紧接着说，经验就是回忆。而孔子则说：“诗言志。”按照里尔克的说法，诗歌是一种对于“过去”的认识。按照孔子的说法，则是“在人的心中刚刚产生还没有清晰的念头”，也即人的思维逻辑运作与思维内容同时发轫的共存状态，即“思无邪思，马斯徂”，即“所思像奔马一样自由”，是指诗必须实现一种思维情感的自由，是将诗的主要指向定位于人的未来的。对于我个人来说，诗歌正是扎根于过去而面向未来的。在诗歌中，“我”活在星球上，“我”在逝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类之中呼吸，我有一个“血”的起点，我所面对的唯一现实是生死、劳作、时间和思。我的回忆里有什么，我就去写什么，不要跟随那些目之所及，而是忠于心之所到。在我看来，诗也因此构成了酒神对于日神的未来性启示。

崖丽娟：最近看到媒体报道，在中国驻校诗人二十年回顾座谈会上，吴思敬老师的发言提到“驻校诗人制度”是首都师范大学首创，自2004年起实行了22年，一路走来，颇多坎坷，殊为不易，吴教授在发言中客观全面回顾它的缘起契机与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果，充分肯定了这项制度。您是2003年华文青年诗人奖的获得者，并被遴选为首届驻校诗人，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物，请您谈谈这段经历对您个人诗歌写作的影响？

江非：2003年，诗刊社提出并设计了“华文青年诗人奖”这个面向青年诗人的奖项，并确立了“一个奖，一个会，一本书，一位驻校诗人”“四个一”的青年诗人推介培养模式，中国“驻校诗人”制度也由此开创，并在2004年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合作落地。该制度每年从“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者中挑选1位诗人，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驻校1年，进行学习与研究，后来“华文青年诗人奖”改由《诗探索》编辑部主办，该制度继续实施，至2025年，已有22位青年诗人先后驻校。

驻校诗人、驻校作家制度在欧美国家的高校里是一个较为普遍而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作为现今大学里常规教育模式的一种补充形式，作家诗人进入高等学校，在一个比较稳定、自由、宽松的环境里生活、学习、创作、交流、教学，甚至从事研究并与学校师生建立长期的联系，在帮助学生提高文学艺术修养、积淀校园文化的同时也提升自己，形成了一个多赢的格局。新世纪以来，我国驻校诗人、驻校作家制度开先河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随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众多著名高校先后引进驻校诗人、作家制度，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我个人作为“中国首位驻校诗人”也参与其中。但和西方的驻校诗人进入学校后通常会给予教授称号，并可以带创意写作方向的研究生不同，首都师大的驻校诗人入校后以写作为主，不承担教学任务，只是偶尔给学生作作报告、与在校硕博研究生展开一些诗学对话。短暂的驻校生活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对我的写作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真要说影响，其实是来源于诸多诗歌前辈的一种对于诗歌和诗歌同道的精神的影响。

在谈到持续22年驻校诗人制度时，我个人总结为“一路二联三为”，即：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创作现场，凸显了一种历史主义诗学路径，让人们看到了一种个人史与普遍历史紧密结合的诗歌创作流派趋向；建立了诗歌写作与院校教学的直接互通机制以及创作与研究的同步互联机制；在诗人的精神建设与传承上，则促进了诗人们对于为文、为事、为人等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我认为作为精神传承的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崖丽娟：曾听闻您说起自己对同一类题材会集中写一批角度不一的诗歌，最终只留下满意的那几首诗，其他只能算习作，似有点独门秘籍，请您结合自己的创作进行简单文本剖析，讲讲如何才能写出一首好诗？那么，写诗完全倚仗天赋别才，还是可以经过后天训练培养出来？

江非：在诗歌写作中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先找到一个简要的理论才能开始一个阶段练习，然后会围绕着这个“一句话理论”写上很多，就像是围着一个中心点转圈一样，直至这个理论的能量耗尽，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理论。这就像一个副本制作的过程，会觉得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练习，每一次试探，最后几乎都以不满意而告终，这样每次自己愿意留下的诗歌也就会很少。

如何才能写出一首好诗？我个人想说的主要来自一个诗人对于人类话语生产历史总体性的把握。我认为，同样的经验激发，所导致的诗人的差别就在于三点：你有没有一个历史总体把握，你把握的这个总体是什么，你在这个把握之下和创作现场的结合结果是什么。第三点尤为重要，它既能反映出一个诗人、作家把握的那个历史总体是什么，又能检验出作者对于这个总体以及单纯历史本质的理解程度。

中国诗歌史上，有两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一是孔子辑《诗》，二是胡适写“新诗”。这二位先贤，都是他们时代的最卓越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想家。无独有偶的是，他们辑的诗和写的诗都是以两只动物开端，孔子的是“关关雎鸠”两只水鸟，胡适的是忽忽飞的两只“黄蝴蝶”，但他们当时辑《诗》和写诗的根本目的却不是为了诗歌本身。孔子是为了建立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修辞学和形式逻辑学，为他心目中的那个理性社会的建立提供更为规范的思维和语言逻辑工具，胡适则是为了语言的解放，以为当时的新思想与新理性建立可用的语言工具。可以说，他们“为诗”的目的都是双重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着眼于人的塑造和人类理性发展的。功夫在诗外，这种诗之外东西，其实既会决定一首诗的开始，也会决定一首诗的进展与结束。

至于勉为其难，非要现身说法，我想把曾经写过的一首诗的创作谈摘录于此。这首诗的标题是《马槽之火》，正文如下：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些过去的马，它们站着，眼睛眺望着远方

蹄子在地上溅起看不见的波浪

我提着一盏小小的马灯，夜里从它们的身边路过

看见一种生灵把头伸进宽大的马槽，独自咀嚼着生活的干草

我看见它们站在马槽的边上

颈子垂向下方，头缓缓地临近一个长方形的器物

鼻孔突然打出响亮的鼻息

我想起那时我正提着马灯到田野上去

那里还有未停止的劳动，父母和邻居们

在用干草和树叶燃起另一堆旺盛的马槽之火

它在田野上，比那个真实的马槽更加幽秘，更加诱人

仿佛在烧制着一个崭新的马槽

散发出了浓浓的马粪与草料的味道

那时我沿着一条长长的河沿和田埂走着，以一朵小小的火苗

去接近那堆更大的火，以一匹小马的步子

走向那火焰里跳跃、舞动和灼热的马群

我看见了那马槽之火在田野上彻夜燃烧，直至潮湿，仿如田野的眼睛

我目睹了那些古老的火焰早已熄灭，而燃烧还在，言语结束，而真理还在

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是2012年的春天，具体地说，是2012年的4月15日。那时的旧历应该还是三月，也即春暖花开，田野里需要耕种、种子和劳作的时节。诗里出现的几个关键的事物是“马”“马槽”“马灯”“劳动”和“火”。我想我写下它的时候肯定是在晚上，2012年的4月15日的晚上，因为某种触动或者是清闲，而想起了那些故乡田野上的事情。那些事情我曾深深地参与，并至今置身其中。我想起了我喂过的马，我给马抱去的簌簌发响透着清香的干草，以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我们家从生产队里分得的那个偌大的马槽。它虽然是从一块花岗岩原石里开凿而成，但历经岁月之后，它的边缘，已经被常年低头吃草的牲口们，用漫长的咀嚼和脖子上的皮，在寒夜里磨得光滑见光。

我肯定也想起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家第一次分到了土地，有一天，家里所有的大人都去田野劳动去了，到了晚上很晚了还没有回来，我做好了一家人的晚饭，然后点起了一盏小马灯，去田野找他们。我想起的肯定是那年秋天的一个情景。因为只有秋天在田野上收红薯干的时候，村子里的人才会干得很晚，才会在秋雨即将下来之前，在无数的马灯下，抢着把晒得差不多干了的红薯干收回家。也只有在秋天，人们才会在已经落霜的晚上，燃起干树叶和红薯秧在漆黑的田野上取暖和照亮。而在火光下，那不仅是一个劳动的场景，还是命运与现实，血缘与寻找，存在与诘问。

“马”“马槽”“马灯”“劳动”和“火”“父母和邻居们”这些人和事物，在我多年后又记起的心里，无疑就成了相互在不断转化的东西。在这首诗里，“马槽”无疑也是人们通过劳动而获得食物的大地，“火”，无疑也是人们生生不息的劳作，以至于我认为那是人们在烧制另一个“崭新的马槽”；人，既是马，还是伺候土地、马匹和生命的服侍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无疑还忍不住地想到了那位传说中出生在马槽里的西方世界的耶稣以及他所创立的世界，而想到了信仰、灵魂与真理这样的问题，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的最后两行。那么，“马槽”，大地，一个“长方形的器物”，以及人的劳作、团聚与思想，即一个人、真理与灵魂诞生的场域。于是，这首诗里也就因为人之“火”，而出现了三个“马槽”。但如果没有燃烧的人类之“火”，这三个“马槽”都将不复存在。

正是这样，某一次具体的回忆让人的经验具有了历史性，人也因此面对历史性的经验或者是把经验置于历史的范畴中，然后去思考普遍性和同一性。

在说到诗歌写作的三个要素时，我曾总结为：个人诗歌思维节奏的建立；对于时间的理解；对于存在的主动知觉。认为这三者分别对应着怎么写、为什么写、写什么这三个最基本问题。对应着人的精神意识中的先验之物、经验之物和超验之物。对应着人之为人的“我有，我在，我是”这三个事关“思”的部分。并认为节奏尤其重要。在诗歌里，这事关人的思维根本的形式，是先验逻辑在人的意识中映现的一种特性，并由此决定了一首诗纳取内容的不同。我个人认为，所谓写诗的“天赋别才”，就是这个思维的节奏。也即诗人的方言性。你在一个地方出生，在那里具有漫长的血肉般的生活，具备了一个地方的方言性血统，就完美地获得那个地方的地理性世界，然后再去写诗，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天赋”。如此说来，并没有什么写诗的“天才”，并不是谁一生下来就会写诗，只是有的人在幼年时代就培养出了这种方言性而已。其实所有的作家诗人，一生都只是在书写这个本人的方言性。

崖丽娟：现代诗学面临诸多自身难题，这里只问三个问题。其一，诗究竟是写给“极少数人”的，还是写给普罗大众的？您对此有何见解？其二，有观点认为，诗坛进入主智时代，越来越强调叙事和对日常经验的书写，在当今时代，叙事诗对我们的生活真的更有作用而抒情诗已经落伍过时了吗？其三，在文学批评中，恐怕诗歌批评是最难的一种，您如何看待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江非：很久以来，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缘故，诗歌界有了一股反对抒情的声音。和其他好多莫名其妙的声音一样，这样的声音几乎未经辨析就成了一些诗人和理论者的口头禅。似乎抒情已经不是诗歌的当下，抒情有罪，诗已经不能抒情。我想，这是混淆了诗歌中的“说”和“说的”“写”和“写的”的结果，是对“真理与意义”和“理念与事件”的争论在当下诗歌认知中的一种误解。

　　人活着，到底是要追求世界的真理还是生命的意义，真理到底是被逻辑与理念所规定还是被事件所显现？这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之下既诞生了诸多的“真理与理念”之人，也出现了很多“意义与事件”之人。这其实是一场人类在自我和他我、个体和集体、时代与历史、存在和虚无、意识与潜意识、生产与剩余、自然与作品、集中营与辛德勒名单之间的一场漫长的徘徊，里面既包含了犹豫，还包含了无奈，甚至还有一声绝望的叹息。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这样的争论，自然也影响到了西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影响到了一些中国诗人近二十年来的诗歌认识，对于诗歌抒情的反对，即其中的一种。在有些人看来，抒情之中是没有“日常”和“事件”可言的，没有“事件”，也就没有真理的存在，没有意义的获取，他们把诗歌当成了一种“事件话语”，而不是一个“话语事件”，而不厌其烦地去努力投身于那些具有小事件、小叙事征象的具有极端化倾向的散文化、口语诗、口水诗、后口语诗，不是在自然的纯粹话语事件之中，而是在强迫的伪“事件”之中，逼迫“真理”的挤出，而不是自然地溢出、绽出，从而也坚决地在一种论调上去反驳所谓诗歌的“抒情”。

我想这是错误地把“说的”“写的”当成了“事件”“叙事”，而忽视了“说”“写”才是真正的“叙事”和“事件”。事件其实远不是那些已经被纳入观念和事实逻辑程序的事件，而是那些例外的事件，是要创造观念的事件的“说”本身。而只有真正具有“说”的本质而毫无顾忌“说的”之内容的抒情，才是真正的事件。

在我看来，抒情在当下的诗歌之中并没有那么可怕，而恰恰相反，那其实是早就已经被《诗经》、唐诗、汉乐府这样的中国传统，所验证过的一种事关“真理”的事件性话语方式。那才是事件开启的地方和行动。而其本质就是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上的一种打洞和开口运动。是“人之是人”中“纯粹逻辑”的那一部分。

　　在我们所能回顾的在人类知识理性的认识论中除了末世论的神学（无时间）以外的所有关于世界的展开的三种方式中，如果我们放弃了“世界是依据绝对真理的逻辑秩序而图示化展开的（发展的历史时间）”这种独断论，也放弃了“世界围绕着真理的抽象观念总是重新排列（存在的综合时间）”这种怀疑论，我们暂且固守一下“世界遵从具体主体的非时间性真理观念而进行时间性的布局（分析的对流时间）”这种对话性质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诗歌其实就是一种人的心灵为了统一和永恒而参与的人世生活的历史性教育。在诗的抒情中，人会感到一个在描述和叙述的自我，感到那个正在陈述的自我。诗歌中的所有的描述和叙述，最终的走向也只有一个：主体—陈述。如此，所有的诗歌其实都是抒情的。

在我看来，最好的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关系应该是一种共生创作关系。也就是批评依据诗歌的素材独立完成它自成系统的时代思想和理论的生产，而并非要为诗歌创作服务。诗歌创作，也完全没有必要听从诗歌批评的指引。二者只保持一种友好的友谊就可以了。至于批评的难度，和诗歌写作一样，也是在于一个紧盯历史任务的历史总体性把握。而且，这个把握也将深刻影响批评的过程和批评的结论。比如，对于小古典主义，如果一个批评者持有的是新诗近四十年史这个认知总体性来看待，它就是对的，但如果你把握的是中国全史这个总体，它就是错的。而如果你持有的是法国现代思潮史，在诗歌中搞词玄主义就是对的，如果你把握的是中国诗歌通史这个总体，它就是错的。但如果你把握的是人类全史这个总体，一切就无所谓对的错的，因为任何批评或者话语在这个把握上，已经失去类似的判断功能，而仅具有话语时间的生产这一唯一功能，仅是一个再生时间的域度差别而已。如果再进一步，你是历史与真理的双重把握，那又是另一番结论。但往往我们在批评中看到的是，一个批评者的理论把握和对象把握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和错位，他的理论是历史理性主义的，应用这个理论时，枚举和认可的诗人却是一位搞小古典主义的诗人。

我们大部分的批评工作，已经沦为对诗歌创作界名字效应和现象效应的触摸。甚至有些诗歌创作者自己说什么，学者就跟着说什么，装作是什么，也跟着说是什么，看别人说什么，自己也跟着说什么。长久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被承认”的现象。而好多理论研究者把要研究的东西放在一个对象和客体的位置上，还没有建立起和要被研究的作品或者诗人共同协作的创作的关系，没有把诗歌批评看作是共同关系下的思想的独立生产活动，没有建立起生产这个时代必要思想的“创作共同体”的意识。在世界范围的学术现场中，那些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学科取得的优秀成果和方法，并未被引进到我们的诗歌研究中来，简单的历史主义、美学批判、民族代表论和现象研究，依然是我们诗歌研究的主要方法并影响着我们的诗歌创作。大家都在忙于综合，而耽于分析。好多学者，还没有那本基本概念体系的批判“元著作”，就随便开口说话，造成了诗歌批评“无效的难度”。

崖丽娟：人工智能时代，一边是优秀诗人处心积虑寻找独具个性的陌生化表达效果，另一边是AI生成的意象丛生的非逻辑搭配。虽然大数据趋同与多元创作相悖，机器算法仍然无法替代人类细腻的情感，但是，DeepSeek的强大的文本输出能力对诗歌的创作还是带来极大挑战。面对AI对创作的侵蚀，诗人吉狄马加直言：“诗歌将是技术攻不破的最后堡垒”，诗人赵丽宏坚信：“人心里的那滴泪，AI永远写不出来”。您如何评价AI诗歌写作这一现象？

江非：2025年春节期间，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成了一款很好的成人玩具。甚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对立也进入了人们思考的范畴，对于文学写作或者诗歌写作来说，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是“谁在写”，当人们通过指令提示让人工智能模型写下第一首诗的时候，“谁在写”已经和“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成为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三个问题。

对此，人们产生了各种看法，有的认为人工智能无法感知和感受，无法建立情感，也不能建立深层修辞结构，不能完全代替人类写作。有的则认为人工智能的初衷和目的都不是建设一个信息技术软件，而是最终成为一个“人”，写作是人类的观念表达，并非感觉本身，人工智能对接的正是人类的观念逻辑符号系统，人类有别于其他的就是时间性，人类的一切都是时间性的，逻辑即时间，函数即时间，人类所津津乐道的“情感”其实也是时间—历史的产物，并非与生俱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它根本用不着去管你的肉是否真的疼不疼，疼痛感是否真的沿着你的神经一直疼到了后脑勺，它只需知道你捂着头大喊“疼”就够了——人类的文学，一直以来无非也就是捂着头喊疼而已，在人工智能的通用性中关注它的思维内容，其实是关注了最无用的一面，甚至是它的反面，也就是人类的一面，它真正提供的是思维的形式和思维力，也就是算法和算力。

在这种技术发展形势的催发之下，关于个体与群体、逻辑与知觉、生命与知识、描述与感受、信仰与实践等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重新在文学诗歌领域得到了重提，并且成为紧迫问题。此番技术的训诫，还让人们认识到了，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人工智能具有了人性化的智能，可以代替人类写作，而是人类的写作早已变得人工智能化了，在某些写作路线上，不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评论，早就高度机械化模式化了，所谓的创作，不过是一种互文技术的操作，它在原理上和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并无本质差别。这是“人”已经在诗歌中死去的反映。

面对写作、作品与产品这三个曾经是统一于一体的东西，在发达人工智能出现后，将会出现历史性割裂，当人和人工智能之间面临着争夺未来叙事话语权的必然之战时，人们思考人工诗歌文学的未来存亡，不得不把生命意识作为唯一的必胜武器。人即生命。或许也只有鲜活的活生生的生命经验以及生命书写才能既面对未来的人工智能，又能解决目前某些写作的“AI化”问题。对于生命诗学的秉承，其实也是诗歌本身的一个基本要求。

崖丽娟：诗歌语言精练，诗中的力量感有时候特别具有冲击力，注重诗歌语言的强度和语言的张力是优秀诗人特别注重的因素吗？处理语言也是诗歌技艺之一吧？除此之外，好诗还有哪些标准？

江非：我曾经把构成一首诗的审美效果和思想成果判断的要素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语言性、历史性、普遍性和同一性。

老话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的主要职能就是通过语言的创生，通过词语之间的碰撞，来启示或打开认识对象的幽暗之境，所以，一首诗必须具备这个基本性，必须以生命意识在诗的字里行间里重新复活每一个词的原初性，让词语或者语言发出热乎乎的生命之光。历史性，则是要求一首诗要尽量能兼顾个人经验、人类史和诗学流变的历史，在结合个人的各种经验的同时，把个人经验纳入人类文明史的考察中来看待，然后还要考虑到这首诗在整个世界诗学流变史中的必要性。普遍性和同一性，则要求一首诗必须触及普遍真理，没有普遍真理的发现和支撑，一首诗可能就是单薄的，就是未完成的。但仅有普遍性还不够，因为普遍性往往是建立在差异论基础上的，作为一种宗教般的启示性语言的生产行为，诗歌的最后一根柱石还需要同一论来支撑，没有万物同一的基本情感和认识，诗歌就很难完成它最终的使命。而对于以上四点的个人秉承和发现，则来源于诗人对两个基本问题的把握，即“何谓诗歌”和“何为诗人之心”，这应该是每一个诗人的必修课，修习的成效也鲜明地体现在每一个诗人的每一首诗里，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必须在一首好的诗歌里看到鲜明的“诗人之心”。

可以说，在诗歌里，语言是排第一的，没有好的语言，一首诗就等于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其实，对于诗歌来说，思潮、文化、知识、修辞、时代、现实、美学、技术、姿态、路线等等，这些东西都算不上什么，可能五百年五十万诗人写一生，加起来也顶不上墨子、老子、康德、黑格尔的半句话更有思想更有知识，而任何的时代和现实落实到每一个生命上，和五千多年前我们祖宗的感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所以，只有诗所表达的生命形式和由此而激发的语言形式，才是诗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根本，才是诗的立身之本。没有后者，前面的那些都毫无意义。无限还原之后，所谓的诗学创新，无非是基于诗人个人的生命历史现象的一种语言现象的对应而已，这二者是必然同在的对应关系，而且后者只能是前者的生成而不能脱离前者而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诗歌中“语言”和“语词”的差异，看到“语言”是“人—言”合一，而“语词”则是“人—言”分离。前者是人说话，后者是话说人。在前者中词语表现为真诚的有本质的概念，后者中则表现为虚伪的无本质的单纯符号。在前者中，人是具有精神活力的生命，在后者中人是工具化的僵死的符号仆从。诗歌中的语言和语词不是一回事。真正的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带着诗人鲜明的生命经验和个性的语言表达，语词则是一种仅依靠词语再生而造成的词语化游戏。可以说，语言即生命。

至于好诗的标准，除了上面说的之外，我想整体上还要取决于一首诗的“溢出物”，这个“溢出物”，就是作品所立足于“人类之人”所塑造的诗人自身的精神形象，同时也是作者关于“人”这个概念的一个诗学阐释。这其实是审美理性向实践理性、历史理性转变的事情，也是判断向推论、语词向指称的过渡，这个过渡，将让诗歌的表达和历史普遍性以及人类社会对于“人”的渴望完成结合，然后深入到“人之为人”的历史美学中，而成就诗歌精神气象的建造。

崖丽娟：蒙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尽心尽责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只是一个特定人物的角色，不应该把面具与外形作为精神实质，把别人作为自己。有人把诗歌视作生命，有人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心灵史，有人把写诗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您看来“诗人”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

江非：自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一直都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可以说我们一百多年的革命和改革之路，其实就是一条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诗歌作为先锋与主将不但参与了全过程，还产生了重大作用。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诗人们，不但以诗歌为发轫，解放了语言，也为现代化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思维和语言逻辑工具。他们让我们看到，“诗”不仅是艺术和美学的，还有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着眼于人的塑造和人类理性的发展。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新诗的发展还有诸多的阻碍。

其一便是我们对于思维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传承差异的认识还不够到位。思维制度，即语言制度，也即时空制度。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新诗写作，其实配合着当时的时间解放、思维方式解放、语言解放、审美解放、制度解放、技术应用解放、妇女解放等这些时代要求而出现的，它的本质是对语言制度的革新，它和当时的时间制度和思维制度的变革是密不可分的，是一体的。新诗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当时的新理性发展，提供合适的语言工具。但以语言来影响思维方式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目前来看，我们完成了“时间解放”，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上三竿”这样的自然空间性时间，解放为了机械信息化的纯数字逻辑时间，但由于长期的文字影响和思维范式生成的习成等原因，我们中国诗人的思维方式基本还是处于空间性的形象化象征思维中，还没有建立起与目前的人的时间意识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却依然是空间性，只不过是表达链中更换了语词。这样，我们就很难处理、综合目前时间观念下，所生产的各种现实。这种错位无疑严重束缚了我们对于古典诗学的现代性继承，是我们从古典诗学中获取教益时，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对照同是以唐诗宋词为启示母体的西方自庞德以来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以及我们当下一些倾心于古典传统的诗人的创作，他们在作品形成的效应和效果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西方一些诗人通过其时间性思维从我们的传统诗学中释放出了全新的现代性作品，我们的诗人却走向了玄学化、文化化和情调化。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需要一个以严格逻辑为核心的时间性思维方式的建立。时间的问题，还要靠时间来解决。但我们要在面向传统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西方诗人在借鉴我们的中国传统激发他们的创作时，已经形成的重要经验。

其二是我们对于源头性古典诗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说到中国诗歌的传统，我们往往会回到唐诗宋词，而忽视了更加源头的春秋诗学，我们对于春秋诗学的理解，也由于历史塑成的原因，长期处于一个模糊和错误的状态中。这让我们的发生诗学与世界诗学呈现出巨大的割裂，阻碍了我们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并深刻影响了创作。这其中的主要错误，就在于对“诗言志”这三个字的理解上。通过对照各种先秦典籍我们可以发现，在春秋时期的话语系统中，孔子所说的“诗言志”中的“志”，并不是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志向、抱负等这些含义，而是指这个字的甲骨文造字原义，即“在人的心中刚刚产生还没有清晰的念头”，是说让诗带着语言去捕捉那个理论逻辑之前的自我意识。这和世界诗学的起源是完全统一的。所以，我们在谈到我们的传统时，应该回到春秋诗学中来，而不是仅在单纯的诗之内的“唐诗宋词”，得到正确理解的春秋诗学应该是我们的最高传统。我们对于其他传统文化的认识，也要尽量脱离秦汉魏晋体系，尽量回到真正的先秦思想，并认识其原貌，这样，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我们的传统，进而在传统中理解和确认诗歌的本质。

其三是我们对于古诗中“现实主义”的认识尚存偏颇。说到诗歌的“现实主义”时，我们常提到的是诗人杜甫，但仔细研究杜甫诗歌，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说的那些现实其实只是杜甫的依据。杜甫的诗作的本质表达是仁爱。杜甫不是那个写所谓的“时代现实”的人，杜甫一辈子都没说过或许也不知道诗歌的“现实”是什么。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脑海里始终只有四个字，即“天下”和“仁爱”。杜甫的诗始终处于他的“理式”之中，而不是众人所认为的那种简单表象的“现实”之中。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书写了他那颗崇高之心的现实，他的诗，深刻地言明了人乃是历史和集体精神之人，而不是单纯的美学之人，这个“人”的灵魂，即是以天下观念为心怀的仁善。在古典诗歌中，杜甫是“为什么写”的最好的代表，他通过他的仁善天下之心的宣示，创造了令所有诗人敬仰的个人的自我即理想的人类之人的形象，实现了最好的人诗互证。杜甫的“现实主义”，并不是我们一直所认为的时代、生活中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他代表的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这样的现实主义是直接指向最高现实的，最高现实就是最高矛盾，是属于最高灵魂的。杜甫告诉我们，人的话语，对于人的唯一意义就是开启人的时间，而不是仅依附于简单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中，诗人发现的是作为永恒启示的“事件”，而并非一晃而过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警惕那种约定俗成的以对象为标准的“现实主义”，更要提防“现实主义”沦为日常主义。习常的那个“现实主义”论调，其实是建立在差异论基础上的，而差异论是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天敌。“现实主义”沦为日常主义时，我们则会完全背离现实，从而走向一种奴性主义，我们会变得甘愿被技术时间所分割，成为时间的碎片，从而放弃了对人之为人的那个更高精神世界的追索。杜甫很好地提示了什么才是诗歌中真正的现实主义，我们应该按照杜甫的提示，建立以同一论为基础的个人诗歌精神世界，并把同一论作为奠基个人诗学认识的基础。

我们应该看到新诗依旧还处于摸索之中，还极不成熟，它起码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建立起一种以严格逻辑为核心的时间性思维方式。而这个思维方式的建立将决定一切。这是一个变更民族思维基因的问题。

崖丽娟：迄今为止，我已经访谈了45位仍活跃于诗歌现场堪称优秀的中国当代诗人。不少写作时间超过40年、30年，创作底蕴丰厚，但有些诗人在接受访谈时谦虚地说，回首往昔，有不少遗憾之作，甚至不愿提及早期出版的诗集；有些诗人一年不过只写数首诗，只出版过薄薄的2册集子，并无焦虑感；有些诗人早期就写出自己的代表作或成名作，如今仍然坚持做很多诗歌公益活动，令人钦佩。与此同时，也发现有些年轻诗人后生可畏，才华横溢、锐不可挡。您对自己的写作产生危机感吗？

江非：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什么危机感，也没有什么期待。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高度个人理性自治的公民意识下的以合作、契约与法律为基础的社会，人们也正是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获得了既具有自觉义务又有自觉权利的完整的公民身份。我期望我们的诗歌在经历了从国民语言到人民语言再到平民语言的历程之后，能最终创造出在宇宙论之下面向科学与逻辑理性世界，褪除了神话学和文人士大夫与小知识分子、小市民情调，径直触向人之存在，以公民性语言为基础的诗歌。到那时，新诗将获得完整的自身。

2025年12月16日

江非，1974年生，山东临沂人，现居海南。著有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自然与时日》《泥与土》《传记的秋日书写格式》《一只蚂蚁上路了》等十余部。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屈原诗歌奖、谢灵运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海子诗歌奖、丁玲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入选《钟山》《扬子江文学评论》“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部）”青年诗人榜、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榜等。

崖丽娟，壮族。诗人，兼事诗歌评论。出版《有后缀的时间》《会思考的鱼》《未竟之旅》《无尽之河》4部诗集，和《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1部评论集。另出版10余部文史著作。在《作家》《诗刊》《星星诗刊》《诗潮》《诗林》《诗选刊》《扬子江诗刊》《上海文学》《作品》等刊物发表诗歌、诗歌评论、诗人访谈，有作品获奖，入选10余种年度选本。

让我对南方的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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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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