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孙德喜丨在现实与幻觉之间——论谭越森的诗集《无法笑的人》精华热点

2026-10-20 10:02:59 929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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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光辉画

“人，活着，就要活个明白。”这是我的一位诗友经常讲的话，我非常赞同。他所说的“活个明白”，据我理解，就是不为现实中的假象所迷惑，不盲目地跟从他人，必须养成遇事思考的习惯，跳出宣传的迷障，对事物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找到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作为一个清醒的人，需要做一个“明白”的人，作为诗人更应该做一个“明白”的人。“明白”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清醒的人。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清醒的人，是非常艰难的，做一个清醒的诗人更是艰难，谭越森应该是一个清醒的诗人，我在与他这几年的交往中分明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也在不断地向世界证明这一点，从他不久前出版的小说集《收藏家》到新近面世的诗集《无法笑的人》都是明证。

无论什么人，可以选择这，选择那，就是没办法选择他的出身，没有办法选择所处的时代，他或许对现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根本无法脱离现实，也没办法选择现实。现实作用于人，确实十分复杂，但对于绝大多数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力的普通人来说，是很严酷的，尤其是在极权社会里。因而，不少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以自得其乐和知足常乐等精神鸦片来麻醉自己，将几十年人生糊弄过去。但是，诗人不能在现实面前逍遥自在，不能给自己灌心灵鸡汤。不能容忍自己的平庸，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必须看透现实，才能写出清醒而透彻的诗作。或许是上帝要考验作为诗人的谭越森，故意将他置于荒唐、荒诞而荒谬的现实中，让他接受精神和意志的磨炼。谭越森接受了上帝的试卷，努力睁开眼睛，以敏锐的目光，审视他所处的这个世界，从而给出属于他的答案。《出错了，你访问的国度已经404》，单从诗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具有反人类特性的极权社会，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在这个社会里，各种惨烈的悲剧不时发生，让我们看到了鲜血淋漓的惨景。《聂树斌——写在聂树斌被执行枪决之21年后改判无罪一事》《你有三头牛你无法吃上低保》《庆安县废物徐纯合之死》《邓世平》《该犯李淑贤》《黎莲》《母女自杀悲歌》《贵州43斤女大学生之死》《刺客张扣扣》《一张白纸是有罪的》等等所叙述的事件都是这个社会真实发生的，承担这些悲剧的都是极普通的底层人士。因而，主流媒体对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总是视而不见，根本不予报道，似乎现实中根本没有发生过，然而怀有良知的自媒体则广泛传播，让我们在这个被主流媒体宣称为太平盛世的年代却发生了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谭越森采取的基本是非技巧写作，以直白的语言，触及社会的痛点，每个读者阅读之后，无不感到心灵的震惊与震撼。在《当我们谈论举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我们看到“雪亮工程”等两个网站说消失就消失，可能性的原因大概就是引用了人家的一句话“国家即监狱”。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谭越森所处的现实是那么严酷。

既然社会环境那么恶劣，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荒唐的事情一件接一件，荒诞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荒谬的事物处处皆见。《那些吃豹子胆的人》写出了清醒者的困境，他们不仅在孤寂中奋勇前行，而且试图帮助那些不幸的人，结果居然被庸众所反噬，这就使真正的英雄得不到理解和敬重，反而遭到唾弃和咒骂。《铁链与核武》中的两句话给人印象深刻，一句是“这个世界不要俺了”；另一句是“我不要这个世界了”。两句话出自什么人之口，人们都很清楚。内容大相径庭，但都让人感到悲哀。前者是对世界的绝望，没有人来帮助她摆脱被囚的状态，世界对于她来说就是一座冷酷的监狱；后者则是极端自私、冷漠和撒泼耍横，两句话都反映了现实的荒谬和悲哀。《诗只会诞生在黑暗中》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中遍地都是伪诗人。所谓伪诗人就是那些没有诗心，没有诗情而乐于写诗以附庸风雅的人。他们所写的所谓诗的作品只是徒具诗的形式，以华丽的辞藻与煽情的表达，根本没有诗心，没有对现实的叩问，没有良知的存在，也没有诗性的温度和思考。《无耻混蛋》写的是现代人的卑微。现实中，人们常常听到一种训诫教育“要爱国”，但是令人感到非常疑惑的是，“爱国并不是人人都能爱得起的”（《贵州43斤女大学生之死》），这就是说，一个连正常物质需求都得不到的人，谈“爱国”，既是荒谬，又是奢侈的。《我们亲手毁了我们的美好事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醒者对于现实的感受，也听到了他为自己的过错所发出的深深忏悔，然而他对现实却又感到极大的无奈。《如何写一首诗》鞭挞的是现实中许许多多滥情与陈词滥调、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所谓诗歌。这些诗歌就是不断地毫无意义的重复。恰恰是这些所谓的诗歌的作者受到不少人的追捧，不仅拿到各种奖项，而且被纳入体制之内，得到名利双收，飞黄腾达，某些评论家、文学史家和官员都会为他们捧臭脚。而它们的存在恰恰构成了一种现实。《发达屏蔽时代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写作环境的恶劣，那些种种不合时宜的写作都会被以各种理由“捕杀”。《杀鸡记》以一只待杀的大公鸡居然得道的荒诞而喜剧性的情景，让人看到了世界的荒诞滑稽。诗的叙述者被这情景看得“呆若木鸡”，可谓神来之笔。《枯竭的年代》以反讽的语言揭开了这个年代颠倒黑白的面目。诗人在这个年代看到了并非修辞意义上“猪吃人”的荒唐。与《枯竭的年代》一样，《这些年，天堂造了许多罪恶》也反映了颠倒黑白的现实。这样严重病态的现实怎么能不让诗人发出诅咒：“这是一个病蛆的世界”（《林中路》）。《捕杀漫画女孩张冬宁》中的张冬宁居然被她画中的那些猪所围剿，进而被那些猪宣判为“汉奸”和“人民公敌”。诗的叙述实在荒诞，却也是现实的一种写照。对于这样的现实，诗人除了愤慨和诅咒之外，还以嘲谑与解构的方式予以揶揄。《飞升的大人物》解构了所谓的大人物。《不鸟人的微妙艺术》对某些名人予以解构，如果把那些所谓的名人与大人物当回事，那就错了。《女诗人》中的女诗人虽然顶着诗人的名义，却是一台“超级复读机”，她的创作可能非常多，但只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她的诗虽然得到某些人的夸奖，但实际上她的写作毫无意义。《深夜忽然怀念赵高同志》让人感到历史的悲剧在不断地上演，而且历史还在倒退。在这个荒唐的时代，极为可悲的是诗已无立锥之地，而那些伪诗和谄媚之词却泛滥至极，十分走红。

《罗马尼亚韭菜的悲伤往事》《阿富汗少女之死》和《野蛮的屠刀上挑着文明的头颅，这个过程仅需7分钟》虽然写的是遥远的国度悲惨的故事与事件，但是不能不令人产生某种联想，并且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罗马尼亚当年的荒唐就在于将人当作生育工具，以种种手段逼迫人们生育，而我们经历过的则是国家使出种种手段拼命压制生育。情形虽然截然相反，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国人根本不是公民，而是他们需要的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将新闻报道的语言引进诗歌文本，应该说是一个创举。新闻报道语言突出的是精准性和现场性，与通常诗歌语言的感性化、隐喻性和朦胧性大不相同。谭越森这样写诗显然是将卡舒吉被害的令人惊悚的场景刻进读者的心里，从而不露声色地谴责了凶手及其幕后指使者的凶残与毒辣。然而，这首诗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卡舒吉并不是无辜的受害者，更不是反恐怖的英雄，他的家族与恐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本人从某种程度说也有洗不脱的恐怖之罪。而他的惨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的报应——“求仁得仁”。就同一切极权社会的许多受害者一样，他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他们都在那种社会体制下犯下了或重或轻的罪孽，他们虽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觉醒并且反抗，但是这决不能洗清他们的罪孽。

诗人，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写几句分行形式文学作品的人，也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装腔作势，搔首弄姿，挤眉弄眼，更不是以种种修辞技术向权贵和庸众献媚，而是凭着良知和道义来写作，那么他的诗人秉性和气质注定他与所处的现实格格不入，注定要与现实中的平庸与丑恶发生冲突，或者说诗人的主体与他所处的客体环境注定无法融洽，这就导致诗人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也必然迫使诗人陷入恐惧和孤独的痛苦之中。在《我开始对白色过敏了》中，诗人的极度过敏显然源于这个世界的荒谬与诗人对现实的极大恐惧。

诗人与现实紧张的关系，必然令诗人产生种种幻觉和幻象。《那家伙是怎么了》梦呓般的叙述，自我分裂、紧张感、恐惧感，令人不安的精神存在。《轻微时刻的祷告》写出诗人的渺小感，而且带着深深的忧伤和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感。《百日疲倦》所叙述的梦不是美梦，而是噩梦，所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的缺乏张力的紧张关系。《正午》展现的是眼前出现的幻觉，既是现实使然，又是茫然心理的具象化。《中国的心灵》所展现的是现实的悲哀，一方面一些所谓的作家和诗人被收买，另一方面那些作为中国心灵的作家和诗人却被扼住了喉咙，发出的声音模糊不清，这使诗人感到十分茫然。《窒息和他窒息的时代》中诗人既处于窒息的时代，又因成为“陌异人”而陷入了孤独。这是看不到希望的孤独。《妻子的手》虽然着眼于表现当下人艰难的谋生，陷于物质的严重匮乏，既然没有物质基础那么人将怎么生存下去。如果说前一首突出物质层面人的窘境，那么《道义衰落，道路艰危》中的诗人则感受到“怜悯越来越稀缺，而无耻在猖獗”，现实中精神已经溃散，从而加大了诗人的精神危机。《开窗》的写作灵感很可能来自2026年夏流传于自媒体的列车砸窗事件。谭越森不是简单地重述这个故事，也不是简单地歌颂砸窗青年，而是以隐喻的方式指涉人们所处的现实。这也是诗人内心痛苦的主要原因。《闰土拉黑了鲁迅》以怪异的叙述，写出了鲁迅的尴尬，他被那些得意忘形的笔下人物拉黑了，闰土等人物似乎个个活出了人模狗样，留给鲁迅的是无限的无奈和悲哀。《惊悚的愚蠢》反映了愚蠢不仅泛滥，而且为害作恶。《一只特立独行的鸭子》表现的是现实生活的荒谬。一只具有反抗意识的“特立独行”的鸭子遭到它的同类的围剿。《大剧院里的小丑》挖掘出世界荒谬的根源。《四九年后鲁迅》以幻设的方式叙述了鲁迅在特殊环境下的“脱胎换骨”——从前那个鲁迅“死”了，后来那个鲁迅只是徒有其名号与皮囊。《文学大师》以寓言的形式作夸张的叙述，写出了所谓“文学大师”的装腔作势与得意忘形。这样的现实无不加深诗人的孤独，并且一直折磨着诗人。《颤栗》《皮肉》都写出了诗人强烈的孤独感。《悲歌》告诉人们，自由必然以孤独和寂寞为代价。《黄鳝》以菜场顾客的视角展现酷热之下所产生的幻觉。《雾消失了还有其它》梦幻感强烈，在特定环境中头脑中幻化种种怪异的景象。幻觉的出现表明主体在某种特定情境中的精神状态，有些幻觉是沉湎于虚幻的假象产物，有些幻觉则是长期的紧张与孤独所导致，诗人的幻觉基本上就是他与恶劣的环境对立，对峙和对决的结果，而这既极大地损耗着诗人的精神能量，也是对诗人极大的考验。

很可能受幻觉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强烈的孤岛导致，谭越森诗歌创作出现了以黄昏、地狱与尸体三大代表性意象。黄昏是一天临近结束的时间段，在许多诗人那里象征的是人生暮年，李商隐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慨叹人生的短促；还有不少人将黄昏与乡愁联系起来，抒发思乡之情。此外，还有将黄昏的炊烟来展现田园风光的。谭越森是在主体与客体发生牴牾的情况下写黄昏的，那么黄昏就不再是和谐与美好的回忆，而是在茫然中带有绝望的情绪。《见黄昏》将黄昏比喻为“地域入口的一颗\水滴”，其情景令人浮想联翩，写出了不惑之年的诗人迷茫之感。这里的黄昏与地狱相迭现，意味着否定与诅咒，饱含悲愤之情。《傅雷之死》以丰富的细节写出了傅雷夫妇在那个劫难的岁月里赴死，他们表现得那么平静，以内心的优雅抵抗那个时代的邪恶。《死体学研究》源于人生的困感和茫然感，他知道自己的错就在于他“过于明白”。他要对抗他所面对的“死体”。这里的“死体”当然有别于“尸体”。如果说前者是行尸走肉，是表面活着而精神已死，那么后者只是生物性的死亡所留下的动物肉体。诗中的“死体”的指向还是明确的，人们结合自己所处的现实，还是可以体会到的。《讣告上的人物》揭开了讣告的谎言本质，那些上了讣告的人的人生并不像讣告所叙述的那样光彩，事实上恰恰相反。《借尸还魂的年代》叙述的是历史悲剧和闹剧的不断重演。《新年不献词》写出了诗人的绝望。本来，“新年献词”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期盼，看到来年的希望，然而不献词，诗开头就是“未来已死”的哀叹。显然是诗人觉得无词可献或者献了也白献不如不献，心中充塞着悲哀。《唱吧》同样表达诗人内心的绝望与悲哀。《结界》充满了虚无感。

读了谭越森的诗，我觉得他的身上长满逆鳞，那么他的创作也就是逆鳞写作，他特立独行，是任何作家和诗人都无法替代的。逆鳞在这个时代实际上就是具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专于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任何外界力量都无法撼动他的坚强意志，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与他所处的现实和社会环境发生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他受到来自权力的打压；另一方面也会遭到庸众的嘲讽、讥笑、反对和排斥，被认为是不合时宜或者不识相。《长有逆鳞的人》是诗人理想中诗人的写照，他虽然觉得自己难以做到，甚至有“无能为力”之感，但仍然心向往之，其实，这首诗也是他本人的精神写照；《诗人：给孟浪》先否定那些桂冠诗人和诗奴才，因为他们都是伪诗人，谭越森对他们表示鄙视和不屑。同时也展现了逆鳞人生的艰难。孟浪编辑过《MN》等多种民间诗刊，与谭越森应为同道人。《出埃及记》让我们看到了不守所谓的规矩而自由挥洒的创作。《抢哨人——赠桉予》中的桉予同孟浪一样，也是一个有风骨，有力量的民间诗人，谭越森通过对桉予和孟浪的叙述表达的他自己在诗歌创作和人生的精神取向和价值取向，或者说谭越森和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的抱团取暖。谭越森还将民族将来的希望寄托在桉予这一类人的身上，希望她成为阿根廷米莱式的彻底的改革家，带领我们民族走出历史的怪圈和泥潭，改变当下的恶劣的精神生态。《白眼之歌》所表达的是在恐惧和压抑中仍然不屈从于现实，诗人坦言自己也有胆怯的时候，遇到某些事情也会害怕，因而他不想做一个无畏的英雄，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正常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在《生命是一场南辕北辙的梦》中，诗人再次坦率地表示：“我不是顺从者，不从恶，也不纵恶”，尽管现实令人窒息和恐惧。怯弱往往会被不少人否定，但很真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保护，能够向世人公开自己这一心理，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这可以说是诗人的自我定位，他没有将自己英雄化，没有将自己捧到神的位置，而是定位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并不完美的人。《麦田里沉睡的人》因恐惧而不敢向他人敞开心扉，因而不能摆脱孤独。

《致你》可以视为诗人的创作宣言，他向世人宣告，自己该怎样写作。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的觉醒一直伴随着艰辛与磨难。《与所有的时代为敌的人——和何三坡〈冒犯〉诗》表现出对诗人何三坡的激赏，因为何三坡“注定与所有的时代为敌”，令人感喟！像何三坡这样与时代为敌的诗人，无疑身上一定长满了逆鳞。《北京之冬》留下了经典之言：“当我失无再失，\我会凝练成道路\当我爱无所爱，\我会在迷失中称为时代”。在《逮捕笑声——致布罗茨基》中，诗人对极权社会统治者发出了警告：“掌握笑与不笑的特权者\必将被笑死在未来失控的所有笑声”。《坚决不打针的人》中的“坚决不打针的人”，是另一种逆鳞之人，在新冠疫情严重肆虐时，当人们纷纷因被逼迫或被利诱而打所谓的疫苗针时，他坚持不打，这种无声的拒绝与反抗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当许多人沉湎于岁月静好的虚幻景象之中时，谭越森虽然与这些悲剧的主角并非亲友关系，甚至并不认识他们，但是他要反映这样的现实，还要让这些诗会将那些沉睡的人们刺醒。这种踩着社会痛点的写作，才会写出真正的诗，才是人类良知的写作。有人肯定不喜欢谭越森的写作，特别是那些不愿意看到现实真相的平庸之人，那些天天将正能量挂在嘴边的人，那些制造假象并且试图拼命掩盖现实真相的人。而那些沉浸于岁月静好的人还可能会指责谭越森破坏了他们美好的梦幻，甚至批评谭越森抹黑现实。事实上，正是谭越森的这种写作让他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

2026年10月6日于扬州存思屋

孙德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