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崴 乐音
梁晓明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访谈嘉宾:梁晓明
1963年生于上海。现居杭州。1988年创办中国先锋诗歌同人诗刊《北回归线》。1994年获《人民文学》“建国四十五周年诗歌奖”;2022年8月第三届中国年度新诗奖“杰出创作成就奖”。2023年12月获第十四届闻一多诗歌奖;2026年诗集《神游》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度十佳诗歌榜单。出版诗集:《披发赤足而行》《用小号把冬天全身吹亮》《印迹—梁晓明组诗与长诗》《忆长安——诗译唐诗集》《神游》等。
访谈人:崖丽娟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诗人,兼事诗歌批评,资深媒体人,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著有评论集《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诗集《有后缀的时间》《会思考的鱼》《未竟之旅》《无尽之河》等,编著出版10余部文史书籍。
崖丽娟:梁晓明老师您好,很高兴这次访谈得以顺利地进行。2025年10月我们刚在浙江武义坛头诗歌活动中碰面,2025年12月,我们又都是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嘉宾,连续数日一起参加各项诗歌节活动,使我对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早两年,就有诗人建议我访谈您,说您是“北回归线”的一个精神存在,名副其实的先锋诗人。那好,访谈就从这里开始吧。在我理解,先锋诗人至少有以下几层含义:超前的、实验的、超验的、敢于为天下先、具有开拓路径、引领风气的作用,是超现实主义写作的实验者。一个先锋诗人,首先得有先锋意识,其次要有先锋的自觉与担当,包括思想的和语言的,同时也要承受得了先锋的风险与负重,如此,才有可能兑现先锋之为先锋的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庄严的承诺。不知道您自己如何理解“先锋”?
梁晓明:丽娟你好,首先“先锋”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一支部队,或者一场战役的前锋部队,它具有探测、摸索、开路,以及为主力部队打出一片进攻根据地的含义。所谓冲锋陷阵的领头部队和个人的意思,从另一种含义来看,它又具有最前面、第一个的意思,比如我曾经问过诗人严力他办的诗歌杂志《一行》是什么意思?他便说:就是第一行,最前面。这也就像你说的“超前的、实验的、超验的、敢于为天下先、具有开拓路径、引领风气的作用的意思。”当然,既然是开路性质的,那也就当然地包含有可能的错误,甚至走偏了,甚至牺牲了的可能性。还有你说的“是超现实主义写作的实验者。”关于这一点,虽然我几乎整个80年代是这样做的,因为在我看来,所谓超现实主义就像一架桥梁,它横亘在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诗人的一般性发挥和超常发挥的大河之上,而诗歌,肯定不是一种一般性的发挥,而更应该是一种超常的出现,你要是过不了这条河,那你就肯定只是一位一般性意义上的诗人,而不是一位杰出的,具有超常能力和表现的诗人。更简单地说,那就是:你要是过不了这条河,你就是个一般性的诗人,而不是一位好诗人,更不可能是一位杰出的划时代,或者是具有能够代表时代的大诗人。就像我们所说的杜甫的诗歌意义一样。而所谓超现实主义,它就是这架河上桥梁,它是一种创造力的彻底解放,甚至是一种训练,一种技术上“博士后”训练,你必须过了这座桥,你才具有了更高能力和眼光,你的诗歌也才会发出不一般的光芒。
但是这里我还是想提出,超现实主义,说到底也只是一种“技术,或者是技巧”,而不是诗歌本身。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为了超现实主义而超现实主义。这是我必须提醒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想说的是:为什么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开创者诗人布勒东、阿拉贡,甚至艾吕雅、德斯诺斯等的诗歌成就并没有超过超现实主义的边缘诗人埃利蒂斯、聂鲁达、圣琼.佩斯?而后几位,恰恰是吸收了超现实主义的创造技能,并且加以融化,结合进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再加以诗歌的杰出创作,才最终成就和成为他们那一个时代和国家的代表性的诗人的原因了。
另外,你提出的“一个先锋诗人,首先得有先锋意识,其次要有先锋的自觉与担当,包括思想的和语言的,同时也要承受得了先锋的风险与负重,如此,才有可能兑现先锋之为先锋的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庄严的承诺……”。对此,我的想法和感受是:先锋的自觉和担当,我相信我们这一代的诗人,特别是到现在还在坚持并写作的诗人,大部分都具有这种精神,对于我们这些诗人来看,我甚至可以认为是,这种担当和自觉,都几乎是天然的,似乎是“生下来就有的。”至少我自己便是这么认为和感受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你提出的“同时也要承受得了先锋的风险与负重”,在我看来,这便完全没有问题,自然而然必需的事情了。
崖丽娟:谢谢晓明老师的坦诚回答。熟悉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人对“北回归线”不会陌生,一个老牌的诗歌写作群体。1988年您和诗友一起创办中国先锋诗歌同人诗刊《北回归线》,请您说一说“北回归线”的诗人群体现状如何? 以及你们彼此之间的“诗歌往事”或“诗歌友谊”。
梁晓明:北回归线最早是我和孟浪一起碰头、策划,开始有这个念头和出发,后来刘翔很快地加入了进来,因为孟浪在深圳,所以最初他帮助相约了刘小枫、王小妮等几位的稿子后,便渐渐淡出了。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算是北回归线开创者之一了。再后来,他出了国,甚至渐渐断了联系,也因为北回归线始终着眼于中国本地的诗歌创作和呈现,和国外的诗人联系不多,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现在的北回归线生机勃勃,诗人有三四十位了,国内国外的都有,上周我们还刚刚开了会,准备出版《北回归线四十年》的书籍,2018年我们出版了《北回归线》三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四十年也快到了,我高兴的是,这些年来,北回归线的创作越来越丰富多彩,你追我赶的,相互激励,相互比试,相互暗中用力,总之显出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创作状态。并且,翻译、理论、批评等齐头并进,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北回归线有四大翻译家:阿九、汪剑钊、海岸、倪志娟,有三大理论批评家:刘翔、沈健、王自亮等,诗人就更多了,我们甚至还有非常优秀的画家、摄影家等。总之,有生之年,大家一起,很是觉得生动和有很好的生命意义。
至于具体的彼此之间的“诗歌往事”或“诗歌友谊”。在2018年出版的《北回归线三十年》的书上,有着将近整整六十页的《回忆卷》,里面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有时间建议不妨去翻阅一番,很值得一看的。
崖丽娟:感谢您赠送《北回归线三十年》,同时非常期待《北回归线四十年》的出版。您1963年出生于上海,1981年开始写诗,大学毕业后长居杭州,一直在电视台上班。我也曾在上海电视媒体工作20年,算是同行。长期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任务重,压力大,节奏快,非常忙碌紧张,您是如何安排创作时间避免与工作产生冲突的,是用零散时间还是需要整块时间来写作?是一气呵成还是反复修改?写完之后雪藏一段时间冷处理还是马上拿出来发表?
梁晓明:我这一辈子,除了在电视台弄新闻停了两年,似乎都在诗歌里。而电视新闻不可能断,每天忙得屁滚尿流,东奔西跑的,甚至晚上都休息在台里。有一年,要做年终总结,提起笔,我竟然想不起来这一年中到底做过了什么?忙了整整一年啊,一切却都如流水一样从指缝中流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真的如朱自清一样的感受。我忽然想,我哪怕这一年只写一首小诗,一篇小随笔散文,年终总结回忆时,至少还有这么一点记录和成绩,但是新闻,时间一过,什么都没了……所以,真如当头一棒!于是,我立即决定从新闻口子上转出来,不能干了,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诗歌写作上。(可笑的是,我当年进入电视行业,还雄心勃勃想去改变和提高电视的格调和层次。)
至于我的写作是用零散时间还是需要整块时间来写作的问题,我觉得两种都有,一般单篇写作都是零散的时间,或者说是:不确定和没事先准备的时间,比如:《大雪》、比如《玻璃》《各人》《真理》等等,都是在事先没准备的时间中,忽然来了感觉,甚至忽然来了诗句,便赶紧抓住,一口气写下来。有时在床上,有时在看书、看电视,有时在车上,有时甚至在梦里,诗句忽然出来,便赶紧开灯记下来。
但是长诗,组诗等,就不一样,首先心里就有了一个时间的准备,比如《开篇》就写了三年,又比如《神游》诗集,也整整写了三四年。
至于写完之后雪藏一段时间冷处理还是马上拿出来发表?这个问题我还真有,比如1993年完成的《开篇》,我是真的不舍得拿出来,大概因为自己太喜欢,也可能因为自己太自信,觉得就是再过二十年,它依然没问题。但是后来著名诗歌评论家沈泽宜先生看到后,指着我说:晓明,这个诗一定要拿出来,这是大作品,太好了。然后又是刘翔,那时《北回归线》第三期刚在组稿,他就说,这个一定要全部拿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开篇》才终于出来。本来按照我的意思,至少要压上五年后,再拿出来。
崖丽娟:从1981年开始写作算起,迄今已经延续40多年,您一直活跃在当代诗坛,出版了很多诗集也荣获很多奖项,回过头来想想,您是如何开始写诗的? 诗歌对您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诗歌对您又意味着什么?
梁晓明:我开始写诗严格意义上确实是因为读到了惠特曼的《草叶集》,这个过程我也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谈到过了,惠特曼的雄阔、广泛、泥土和大地一样无所不包的态度,并且永远自信和生机勃勃的状态,深深地迷住了18岁左右的刚刚长成为一个青年的我。
至于诗歌对我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那就多了,而且诗歌对于我,那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形式,那是一种命运,是命定的,同时也是我自觉自愿选定的一种生命道路。一生中,只要遇到沮丧,颠簸、打击,甚至过不去的现实时,我无可奈何、无法面对时,便一头沉浸到诗歌的阅读和写作之中,所以,诗歌挑起了我一生中挑不起的沉重担子,它就像我的再生父母,托着我,甚至驮着我,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早就明白,我这一生,干任何事情都比不过别人,而且我天生不愿意争斗和争执,但是这个世界,你怎么可能不发生争执的事情呢?只要有利益,便会有人来竞争,于是,争斗就会发生。哪怕我去钉皮鞋,也会有另一个钉皮鞋的前来争地盘,更何况还有工商,城市管理等前来驱赶和管理等。所以,我18岁就想明白了这些事情,诗歌,只有诗歌,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利益和利润的事情,至少来这里争闹的人总要少一些,安静一些。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现在。至于说诗歌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只想说,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诗歌,我不知道我的这一条生命会怎么样走过来,或者可能早就结束了。谁知道呢?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讲到野兽派画家的代表佛拉芒克曾经说: 要是这世界上没有绘画这件事,那他现在一定是在监狱里,因为他有太多的生命创造力,太强大的力量要喷发出来。所以,要是没有绘画,他一定会去做破坏性的事情,而结果,多半是犯罪而入狱。我看了之后,深以为然,并感同身受。
崖丽娟:能否聊一聊您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还记得是哪些人和事促使您喜欢诗歌吗?还记得在哪里发表的第一首吗?如果说,写诗即是写自己的人生,那么,您从生活中寻找诗意是为了抵抗时间流逝的虚无感,还是为了生命的繁茂丰盈?为此,您在创作上做了哪些努力探索?
梁晓明: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时候吃的苦头》,那些事情都与诗歌无关,但其中的苦楚经历却很是奇特,充满了那个荒诞时代的荒诞气息。后来编进《诗.事与人》的散文集时,出版社编辑将其删去,故而至今也没有出来。真正意义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应该是在1985年的一期《星星》诗刊上,好像是一期专门集中发表全国各地诗歌社团的一个专号。我好像是作为杭州青年诗社的一员在上面发表了一首《瞎子阿炳》。印象深是因为接着下一期有一篇评论文章,专门对这一期专号进行评论,而其中却花了不少文字来评论我的这首《瞎子阿炳》,评价很高,我便记住了。毕竟那年我23岁,也算是满足了一下虚荣心。
至于“从生活中寻找诗意是为了抵抗时间流逝的虚无感,还是为了生命的繁茂丰盈?”的问题,我还没这样去认真地想过,因为诗歌对于我不是寻找和抵抗,而是我躲避现实和生活的另一种人生,我把所有艰难困苦的现实和生活都让诗歌去挑,而我自己便可以轻松一些,可以在不是诗歌的现实生活中存活下来。所以对于我,诗歌是整个的全世界,而我只是偷活下来,全身心并小心地伺候诗歌的一个喂养者。 最后我“在创作上做了哪些努力探索?”这个话题大了,因为我在诗歌里几乎已经走过了一生,如果从1985年开始算起,也已经有了41年了,所以,在诗歌中的各种思考和探索,也就太多了,我曾经在2021年第6期的《世界文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我与外国诗人》,这里面讲到我从1985年以来从阅读到的国外诗人的作品中所吸收的营养,以及引发的感悟和写作。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查看一下,那文章规定只能有六千字,否则,我还可以讲得更多了。
崖丽娟:那么,您喜欢的诗歌风格类型有哪些?对于写作长诗、短诗有什么个人偏好? 如果为自己的创作做一个阶段性总结,您如何概述自己每个阶段的写作特征?每个阶段有没有自己满意的作品?您能否结合自己的创作谈一谈如何才能写出一首好诗?
梁晓明:自己谈自己的诗歌总感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特别是要论到什么风格和类型,仔细想去也并不容易归类,虽然有不少文章论过我的诗歌,各种各样的角度和风格等,但是要从全面的去看,也还是不容易,因为我毕竟已经写了41年,每个阶段都很不一样,特别是我个人,又特别不愿意在某一个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类型上去停止不动,在年轻的时候,我甚至上午和晚上写的诗歌就像是完全两个人写的,彻底完全的不一样,因为我以前特别反对“风格”这两个字,因为一旦“风格”化了,我认为这个人的创作力就没有了,就仅仅是延续了。
至于每个阶段的大致特征,就用十到十五年算一个阶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吧,比如第一类,80年代,年轻气盛的阶段,我用了这三句:
我的手就像阳光
伸到哪里
哪里就开放
初进中年的阶段,我用这三句(有意思的是,这三句还是我在某一个中午睡觉的时候,忽然出来的):
我要长大
于是
我把我周围的山托高
然后就是到现在的四句:
心中有天地
才可以安排山河
心中有人类
才可以说起家乡
如果要按照阶段性的作品来看,《歌唱米罗》《告别地球》《荡荡荡荡我躺在蓝天大床上》《各人》《玻璃》《真理》等算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吧。第二阶段,可以把《开篇》《卧龙岗》《长诗》《种菜》《科尔沁草原》等算上。第三阶段:《悲病》《不相信》《四季三拍》《当》以及去年出版的诗集《神游》。最后一个阶段,还在发展中。但是要写和全世界的作品不一样的念头深植其中,所以,这阶段的诗歌作品以后要出版的话,书名就叫《不一样》。这是我现在就想好的计划。
所以,41年来,我确实是可以被视作“在每个阶段都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的诗人。”
至于“如何才能写出一首好诗?”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个诗人的感受都会不一样,还有关于什么是好诗的标准,也依然是一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但是,一个诗人的思想、认识世界的态度和观点,还有他的阅读范围,甚至他的作为一个人的心性、本质、脾气等,都会对这个诗人的写作产生极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角度来分析和判断这个诗人的质量与分量,大和小、好或者不好了。
崖丽娟:所有文学体裁中,诗歌对语言要求最高,对于诗人来说,建立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和确定自己声音的辨识度极其困难,读您的诗感觉到您对语言有很自觉的控制力,您写抒情诗,写叙事诗,写散文诗,也写口语诗。我看到过诗人、评论家周瑟瑟写您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一件趣事,2017年10月,在鄂尔多斯的响沙湾沙漠,你们聊到写作的问题,然后您非常直率地说了一句“我就不那样写”。您如何看待当代口语诗写作?又如何看待抒情诗和叙事诗?
梁晓明:有时候真的要说诗歌这个东西确实有一种天分的存在,诗歌的语言也是,有天分的诗人出口就是,这似乎有点悬乎,但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我并不想拿我自己来做比喻和例子,但我自己确实没有有意识地去“训练”什么诗歌的语言,真的有一种拿来就是的结果。比如《玻璃》,我自己后来也想,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写?要我再写这样的,我就不可能再写的出来。因为语境和心态不一样了。这是事实。虽然我会对读到的一些精绝的诗句,反复回味,比如特朗斯特罗姆的《自雪岛归来》、米沃什的《玻玻变形记》,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帕斯的《太阳石》、埃利蒂斯的《理所当然》等等,但更多是一种欣赏和回味,也可能这也是一种无意识的语言训练吧?
正因如此,就像你说的,我写抒情诗,写叙事诗,也写口语诗,甚至还写些散文诗,这完全就是当时遇到的题材和对象不同,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不同的语言去表达。
至于怎么看:“当代口语诗写作?又如何看待抒情诗和叙事诗?”的问题,就像我上面说的,包括超现实主义写作,在我看来任何手法,也都是一种表达的需要,都是一种手段,既然是手段,那么只要能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那么任何手段,任何手法都是可以用来写作的。抒情、叙事、口语、意象、冷抒情,甚至反抒情等等,全部都是可以拿来使用的,就看你当时需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你写作的那一刻觉得哪一种更好,便使用哪一种。
至于我说的:“我就不那样写”,也仅仅是表达了我不愿意走别人走的道路,而且我从来如此,只要发现有人和自己走的道路相同,我就离开,去选择另一条道路。这一点,我身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这也是《北回归线》一直提倡的个人性、独特性、唯一性的写作道路。所以你看《北回归线》,虽然已经是一个三四十人的诗歌群体,但大家写作的道路都完全不同,大家各写各的,这可能也是导致它能不断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吧?
崖丽娟: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您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这个问题有点大,请简要回答。
梁晓明:是的,你问的这是个大问题,但对我来说,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现实,历史还是未来,全部都是一种诗歌写作的“材料”,我活在这里,呼吸在这里,那么所有的一切便都存在了“我”这里。我只要把“我”做好了,做丰富、广阔了,做的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几万年的都能有独特而又别具一格的“我”的表现,那就完全足够欣慰了。
至于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我觉得这应该是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去烦恼分析的事情了。一个诗人,只要把他自己足够的表现出来,并且表现得足够前无古人的丰富多彩,那就非常可以了。
崖丽娟:我最近刚刚读完您的新诗集《神游》,是一位现代诗人前往宋朝的一次神游,用宋词命名诗题既新颖别致又暗合主题,显然,这本诗集是经过精心构思的,在诗歌语言和艺术形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实验。这批高质量的内涵丰富的长诗、组诗和短诗的问世,说明您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创作热情和旺盛的创造力,随之而来的问题有:您相信灵感吗?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题材?
梁晓明:以前写诗是一首一首地写,特别是青年时代。慢慢年龄渐长,开始有了一组一组写的经历,28到30岁左右写了三年的《开篇》,已经是最长的写作了,大概也才七八百行。而《神游》整本诗集,作为一个构架进行书写,确实是因为一次有关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诗歌欣赏活动,大概是在2020年吧?在那次会议上听到了有关法国诗人整本整本诗集写作的习惯,比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以及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哪怕艾略特也是《荒原》《四个四重奏》等一本一本的写,这样一来,忽然也就有了写一本诗集的念头。这以后,《神游》的写作,从开始就有了这个构架和计划。也是因为这样的写作,好像中国自古以来还从没有过,这样也是写了三四年左右。终于完成。自己也基本满意。
至于“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题材?”,首先是因为我几十年生活在杭州,无论是西湖还是钱塘江,无论灵隐寺还是孤山,无论岳飞还是苏东坡,陆游、杨万里、林和靖等,都几乎熟悉得像是家里人一样,但杭州城的人文彻底变化,不能不提南宋,而提到南宋又不可能离得开北宋。所以选择宋朝来作为一个历史节点,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选择了。
另外,还因为我是80年代出来的诗人,我们这一代诗人或多或少的都有着强烈的反传统的精神,在早年,对传统文学和文化,基本都是避而不谈,直接回避,甚至丢之唯恐不及,但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怎么可能回避得了?所谓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就像我们自己身上的血液和细胞,所以,中年之后,慢慢的会有一些回头和沉湎,而《神游》是我跨越六十岁的一本诗集,同时也可算是我作为一位中国现代诗人对于我们中国杰出优秀的古典传统文学和文化的一个现代诗歌的敬礼和回馈吧。至少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最后的问题“灵感”肯定是相信的,没灵感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仅仅相信灵感,肯定也是不行的。还是要有大量的积累。阅读、思考,甚至去丰富多彩的生活,甚至去灾难、颠簸、苦难、碰到过不去的坎和背叛,等等,这些都是积累。
崖丽娟:当下,网络平台和AI写作等媒介融合的语境已经让既往诗坛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尽管AI写作还是基于既有作品数据库的依附产物,属于工具辅助性手段,只能在抽取、拼贴、混搭、杂糅、重组中形成产品样貌,不具备原创性。但是,这种由科技日常化所带来的新经验、新风格、新美学、新观念还是对“传统文学”造成巨大冲击。您对新技术下的诗歌原创如何看?诗人会被AI打败吗?“网络诗歌”现象盛行、“诗歌”日产量井喷,诗人的尊严在大众传媒时代该如何维护?
梁晓明:2025年末,我在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论坛上发言时,曾坚定地认为,AI永远是从1到无限大的一种方法,但是真正优秀杰出的诗人写作,永远是从0到1的诞生,所以,完全不必担心AI会取代真正杰出的诗歌写作。理由也很充分,试想一下如果在李白、杜甫以前就有了AI,那么AI难道就会构造出李白和杜甫?显然不会,为什么?因为AI拼凑不出一个李白和杜甫,AI没有他们的生活遭遇,也没有他们的个性和脾性。所以,真正杰出优秀的诗人,也完全没必要去担心什么AI的写作。更简单地说,那就是:AI是从1到无穷大的可能。而真正的诗歌写作,恰恰是:从0到1. 试问,从0开始,AI怎么办?它无所适从。而真正的诗人,恰恰都是从0到1的使命和完成。
但是这次在天津南开大学对于“求是杯”第七届国际诗歌原创和翻译大赛的审稿中,最后选出的一些AI创作的诗歌,确实也让我非常惊讶,它甚至可以模拟人类日常细腻的动作和情态,一个眼光,一个手势,微弱的一声叹息等,这让我感到,要是有高手把AI使用好,至少那些二三流的诗人,就真的麻烦了。
最后一个问题“诗人的尊严在大众传媒时代该如何维护?”在我看来,大众传媒时代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地维护过诗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所谓大众媒体,本身的任务就是维系和关注大众的生活,诗人是极为小众的一个群体,所以,诗人的写作如何不是它关心的内容。
诗人要有尊严,很简单,把诗歌写好即可。就像你在你自己的土地里种出了最好的萝卜,但是危地马拉人一点都不能欣赏和爱好,甚至觉得难吃,那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大概如此了。
2026年4月6日于杭州翡翠城竹苑

梁晓明:1963年生于上海。现居杭州。1988年创办中国先锋诗歌同人诗刊《北回归线》。1994年获《人民文学》“建国四十五周年诗歌奖”;2022年8月第三届中国年度新诗奖“杰出创作成就奖”。2023年12月获第十四届闻一多诗歌奖;2026年诗集《神游》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度十佳诗歌榜单。出版诗集:《披发赤足而行》《用小号把冬天全身吹亮》《印迹—梁晓明组诗与长诗》《忆长安——诗译唐诗集》《神游》等。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诗人,兼事诗歌批评,资深媒体人,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著有评论集《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诗集《有后缀的时间》《会思考的鱼》《未竟之旅》《无尽之河》等,编著出版10余部文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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